民国时期的中国在短暂发展中逐步摆脱列强侵蚀,实现了从“东亚病夫”向世界大国的跨越。其中,知识分子不但在知识建构而且在外交实践方面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在知识建构方面,知识分子主动接引西方知识,并基于中国传统试图形成一个新的国际关系认知框架,缓解外来知识冲击和天下体系崩溃的挫折感,使中国更加从容地面对“新”世界,塑造了国人特别是精英对国际事务的认知。同时,知识分子积极在国际舞台上发出中国的声音,推动东西方文化交流,展现了中国对世界的知识责任。在外交实践方面,民国知识分子建立了中国近代外交体制,培育了大批外交人才,实现了外交现代化,快速融入了国际体系。特别是当国难来临之时,知识分子或利用国际事务专长投入到职业外交中,或利用学识为外交决策提供建言,或利用知识武器在国际舞台上为国家政策辩护。
在现有国际体系中,不对称性是国际关系的主要特征之一,它与单位行为体的制衡行为直接相关联。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主义的发展,不对称性已从国家层面扩展到地区层面,其原有内涵和制衡逻辑也发生了转移。以地区性作为比较区域间不对称的参考点,作者探讨了地区层面的制衡行为,分析了不对称性、地区性与制衡行为之间的关系,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弱势国家出于维护现状或提高讨价还价能力的需要,它们倾向于选择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由于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伴随着一定的制度化风险,因此地区层次制衡行为的发生需有一定的条件。通过选取欧盟与东盟关系作为考察对象,作者认为,在不对称的国际关系中,地区性能够反映区域间的不对称关系,也代表了地区层次的制衡能力;地区层次的制衡行为没有特定目标,但主要以平衡大国或发达国家的地区性国家集团为主;当弱势国家的内部制衡无法在短期内得到质的提升时,它们会更倾向选择通过外部制衡,即利用区域间关系来平衡不对称关系。尤其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单极体系中,当国际结构对霸权国的约束力被严重削弱时,地区层次的制衡作用便显得更加突出。
作者凭借史料,并参考、评价和补充既有学术史研究成果,对民国时期的国际关系学进行回溯。作者首先聚焦学术著作、教材和大学课程设置,认为民国时期国际关系学形成于国际关系史学和国际法学的基础之上、并逐渐朝多元化发展的过程演进,中国的国际关系学科是在20 世纪30 年代形成的。其次,文章考察了20世纪30 年代中国期刊发表外交论文情况,以《外交月报》与《外交评论》为考察对象,重点探讨了民国学者在外敌压境下,放眼国际形势、关注国际格局、思考中国问题,在舆论界发出学术界的声音,尝试以智识指导舆论。国际关系学在民国时期的发展始终与国家的命运相联系,在百年炮火之下,国人眼界逐步放宽,学界亦秉持务实的精神,为实现“中国之自由与平等”,从被动学习到主动研究,从了解世界到救亡图存,在西学与中学交汇、政治与公众之间寻求自身的平衡点。百年前的未竟之学,要求我们对整个国际关系加以深入的研究,从而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国际关系学。
从马克思主义的视野出发,作者提出了有别于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对欧洲一体化的研究。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大致可以区分为古典帝国主义理论、依附论/ 世界体系论以及新葛兰西学派等三种不同的理论,它们分别采取垄断资本、不平等交换和历史结构等概念作为其研究架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特色在于它打破了“政治-经济”、“国家-市场”和“国际-国内”的界线,试图建构一种结合政治、经济及社会的整体论分析架构,并且将议题带入历史脉络研究。关于欧洲一体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此采取了批判立场,质疑一体化背后隐藏的剥削、不平等及支配关系。因此,除帝国及霸权的研究外,马克思主义理论也讨论了社会阶级与一体化的关联性,从而开创了更多元的研究议题,并能对这些议题提供方法论对话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