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长期以来,中美学者对“ 核威慑”的理解具有较大的差异。美国学者孤立地看待核武器在冲突单个步骤中的强制作用,认为核强制可以区分为核威慑和核驱使,并在学术和政策研究中强调核威慑和核驱使的区别;中国学者关联地看待核武器在整个冲突升级过程中的强制作用,不强调区分其中的驱使和威慑作用,因此,曾经批评核武器的强制性作用。尽管西方核武器国家强调其核武器用于威慑的目的,但却未能排除其核武器的驱使作用。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核武器的作用与较小规模的常规冲突升级挂钩,则无法判断此时核武器是用做核威慑还是核驱使,这样的政策会容纳较多的核驱使成分。相反,如果拥有核武器的国家将其核武器的使用范围仅仅限定为非常小的范围,例如最后手段或者反击核进攻,此时核武器的作用与小规模冲突的关联不大,这样的政策有助于排除核驱使的成分。现在,在核武器总体作用下降的同时,将核武器作用与小规模冲突挂钩的思想有所回潮,这可能给国际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值得警惕。
[内容提要] 中非关系在21 世纪成为国际政治中的显赫话题,国际学界对于中非关系研究的话语也在不断变化。作者主要针对学者著述、智库报告以及个别重要的报刊文章,论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中非关系研究话语方面的转变,这种转变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20 世纪90 年代,此阶段中非关系的研究非常少,主要集中在国际政治或国际关系方面。第二阶段为2000-2008 年,2000 年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导致国际社会开始聚焦中非关系,相关研究成果猛增,但由于话语权由西方学者掌握,研究的倾向性十分明显。第三阶段为2008 年至今,2008 年美国和欧盟同时公开发出与中国在非洲事务方面进行合作的信息,从而对相关国际舆论起到某种导向作用。此阶段话语转变的重要标志之一是不少非洲学者的介入和非洲智库影响力的增强,总体研究趋向理性客观。
[内容提要] 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的发展。既有的研究文献主要是从国际法和国际政治的角度对该机制的变迁进行分析。它们在展现一定解释力的同时也存在着局限性。作者通过建立和运用一种新的分析框架,旨在对该国际机制的变迁做出新的描述、解释和预测。为此,作者在借鉴克拉斯纳关于“国际机制”的定义的基础上,先构建了一个以“原则-规则”为基础的分析框架,由此区分了国际机制变迁的三种基本路径。此后通过实证分析发现,全球气候变化治理机制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发生的变迁基本上是该项国际机制的内部变迁,即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原则,尤其是“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能力原则”指导下的规则的累积和变化,其根本特征是国际机制内部“有差别的责任”或者“不对称的承诺”。但自2009 年以来,在欧美发达国家的推动下,这种不对称性在逐步缩小,“共同性”得到强化。从未来来看,该项国际机制可能会因为原则与规则的不一致而发生弱化。
[内容提要] 如何利用国际制度来推动国内改革是当前国际制度研究的一项重要议程。作者以英国通过引入“国际发展目标冶来突破国内发展援助改革困境作为案例,探讨了多边援助国际制度影响成员国国内援助改革的作用机制、渠道及其结果。由于前任保守党政府对发展援助不够重视,且过于强调援助要为本国的政治和商业利益服务,导致布莱尔政府提出的以减贫为核心的发展援助新战略在改革初期面临着严重的“承诺可信性难题”。作为一项发展援助领域的新兴国际制度,“ 国际发展目标”被成功引入英国国内,在政府和选民之间发挥了有效的信号传递作用,同时由于“ 国际发展目标”量化指标易于监测的特征以及政府主动建立与“国际发展目标”相配套的短期目标,并将“国际发展目标”落实状况的信息进行及时的公开发布,这些都大大缓解了政府与选民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最终增强了政府改革承诺的可信性,实现了布莱尔政府发展援助改革的突破。
[内容提要] “人的安全”是最近20 年来广受关注而又极具争议的一个国际议题。作者认为,在民族国家体系中,关键问题是要厘清“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之间的关系,从国际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的角度,辨明它们的合理边界与兼容范围以及伦理与政治抉择的原则和途径。由于安全价值与安全挑战的多样性,“ 人的安全”与国家安全无法相互替代,它们既有冲突也有可能兼容互补:促进“人的安全”有助于社会稳定从而巩固国家安全,但这也可能成为国家安全受损的原因或借口。国家既是民众安全的“容器”,也可能成为其障碍或威胁来源;实现“ 人的安全”,不能否定国家的主导作用,同时也要借助各类非国家行为体的力量;在国际安全实践中应兼顾体系和平、经济正义、人类可持续发展和国内冲突管理等四类安全目标,但必须分清主次与轻重缓急,并根据威胁的性质合理选择安全手段与策略,防止滥施国际干涉尤其是武力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