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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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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贸易格局分化与国际贸易秩序演变2015-03-01

【内容提要】　自二战结束以来，国际贸易格局不断分化，集中表现为发展中经济体的迅速崛起与国际贸易的多极化发展。这既促进了WTO(GATT)成员及内容的扩展，也导致了以WTO(GATT)为基本框架的多边贸易规则的弱化。国际贸易的区域化发展，导致不同层级、不同规模、不同紧密程度的贸易区域同时并存，形成“中国套娃”现象。贸易的区域化发展又进一步推动了双边与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兴起，形成所谓的“意大利面碗”效应。双边与区域贸易规则既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挑战，也是对多边贸易规则的补充。随着美国等贸易强国在国际贸易中地位的下降，其贸易单边主义日益盛行，对多边贸易规则产生了破坏作用，但我们不能由此而简单判定：美国贸易政策已经由自由主义全面转向贸易保护主义。各个经济体着眼于自身在国际贸易格局中的优势与劣势，力求将自身利益诉求植入国际贸易秩序中，多重博弈将成为一种常态。中国对外贸易的迅猛发展是国际贸易格局分化的重要因素，也得益于加入以WTO为基本框架的多边贸易规则，因此，中国应尽力维护这一多边规则；与此同时要积极推进双边与区域贸易规则的制定，特别是以“一带一路”建设促进贸易便利化为突破口，强化自身在双边与区域贸易秩序建设中的主导权；进一步深化内部的改革开放，为应对TPP 做好准备，在新的国际环境下与新的历史起点上，促进货物贸易的转型升级与服务贸易的快速发展。

双边投资协定中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2015-03-01

【内容提要】　资本全球化大量流动的背景下，对国际投资协调机制的需要日益凸显。作为对其多边机制尝试受挫的替代，双边投资协定成为调节与规范对外直接投资的主要手段，在国际投资协调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亦成为缔结双边投资协定最多的国家之一。作为协定中承诺将如何被实现的程序性保障，争端解决机制的形式选择被视为双边投资协定研究的重要议题。由于对东道国为缔结协定所需付出的国家间缔约成本重视不够、对国家自主性与国家异质性的忽略，既有的研究在一些整体推断上可能是误导性的，且对市场规模较大的东道国或缺乏解释力。在修正既有研究的基础上，作者以1982年至2013年中国签订过的134份双边投资协定为样本进行了计量研究，并进一步区分了中国作为东道国和母国的情况。作为东道国，中国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母国的授权压力；作为母国，中国在“走出去”的过程中愈发注重保护海外投资利益，但并未运用自己的经济权力来使得他国接受更多国际授权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结果对理解中国外交的特质与在此议题上的行为特征是启示性的。

规则制定与联合国维和部队武力使用2015-03-01

【内容提要】　武力使用是联合国维和行动中棘手但却绕不过去的问题。作者试图从规则制定的角度来探讨维和部队使用武力的动力与约束，尤其是解释内战环境中维和部队保护平民的障碍所在。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历史上，秘书长曾经单独或与维和部队指挥官共同承担规则制定者的角色。目前，武力使用的规则制定出现了两方面的新发展：一是安理会在规定武力使用的目的与范围上的角色得到加强，二是制定“接战规则”的权力从实地部署的维和部队上移到维和行动部。由于易受其他部门的压力，加之内部的反武文化与虚弱的组织能力，维和行动部在武力使用问题上趋向于约束实地部队的自主性与主动性，与安理会授权的要求往往背道而驰。1999年至2010年联合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特派团的维和历史正说明了上述观点。为保护平民而动武，虽然能够在短期内因政治动力与指挥官的个性因素得以实现，却因规则制定权力的转移而无法被维和行动所内化。如果缺乏变革，授权与接战规则之间脱节的问题将阻碍维和行动的合法性。

外交决策分析与国际关系学范式革命2015-03-01

【内容提要】　外交决策分析旨在通过对决策者言语和行为的分析来研究政府对外决策的过程和政策输出。它既不是国际关系学的具体问题领域，也不是它的方法论，而是一个成长中的范式。从本体论上看，外交决策分析把国家关系设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假定个人是国际关系的起点，把人置于国际关系的中心，从而克服了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对人的忽视和同质化处理。在认识论／ 方法论上，外交决策分析批判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推崇科斯式实在论，强调理论的目的在于解释以及理论的前提必须真实，从而让历史回归国际关系。在研究方法上，外交决策分析鼓励跨层次分析，通过对外交决策精英尤其是政治领袖在具体事件中的言语和行为，来归纳和检验各层次变量对外交决策的影响，实现理论整合。尽管前途远大，但外交决策分析在国际关系学中仍然处于边缘地位，其发展严重受制于高昂的研究成本、学者们历史学训练的缺乏、主流学派的打压以及普遍的工具主义信念等因素。外交决策分析既符合中国的学术文化传统，又是中国国际关系学者普遍的研究偏好，因此是发展国际关系学中国特色或中国学派的最优路径之一。

全球互联网治理的模式变迁、制度逻辑与重构路径2015-03-01

【内容提要】　互联网及互联网治理是全球治理中的新兴领域。当前，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与组织正处于转型之中。通过梳理互联网领域的模式变迁与制度动力，窥探治理行为的基本逻辑，能够洞悉全球互联网治理的制度建设动向。同时，重新审视和辨析“棱镜门”事件后美国在全球互联网治理中制度战略的转变。在此基础上，尝试提出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的可能路径。互联网全球治理制度的重构应该从观念层面、法律层面和具体组织层面进行综合性的整体治理。其中，观念层面是基础，直接决定了互联网治理的法律制度和组织制度。互联网领域的公约与条约则是重要的法律保障，而政府间国际组织则具体负责治理实践的开展。中国要从互联网大国转变为互联网强国，成为互联网治理中的重要一极，就需要积极参与全球互联网治理制度建设，并未雨绸缪地全面思考互联网治理制度重构战略，推动建立多边、民主、透明的全球互联网治理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