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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第8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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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自贸区战略的逻辑
2015-08-30
【内容提要】 1985 年美国和以色列签订第一个自由贸易协定(FTA) 以来,FTA已经日益成为美国对外经济政策乃至整个对外战略中的重要内容。特别是在2009 年之后,美国先后在亚太地区推动TPP 谈判、在大西洋地区推动TTIP 谈判,并在WTO框架下推动TiSA 谈判,这三个谈判将重塑世界贸易格局。作者从理论折中主义汲取学术营养,试图初步构建一个现实制度主义的理论分析框架,以更有效地解释美国在过去30 年里推行FTA 战略的内在逻辑以及当前国际贸易体系中正在全面兴起的FTA 竞争。这一理论重点阐述三个基本论点:作为一种国际制度的FTA 是国际贸易体系中的区域性公共产品,各参与国都能从贸易自由化中获益;作为国际制度的FTA又能被主导国“私有化”为权力工具,以追求自身的私人目标,美国在过去30 年的三个FTA 谈判阶段中分别追求施压多边谈判、强化安全联盟和重建国际规则三个私人战略目标;以FTA 为核心的国际制度竞争正在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内容,国际制度竞争既是主导国权力的竞争,也是主导国供给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竞争。
武装组织规范学习的动力与进程研究
2015-08-30
【内容提要】 现有规范研究存在“国家中心”的偏好。然而,在国内武装冲突中,非国家行为体例如武装组织经常是人权的侵犯者和施暴者。因此,督促武装组织学习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规范有着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那么武装组织为什么会接受和遵守国际人道主义规范,保持行为克制? 从学理意义上说,参与进程是说服武装组织学习和遵守新规范的关键自变量。参与进程强调参与实践及其进程的重要性。一方面,参与实践是武装组织规范学习的前提条件和重要变量;另一方面,武装组织的参与实践和规范学习是一个长期的互动过程,其参与程度同其接受和遵守规范的程度成正相关。随着参与实践及其进程的深化,武装组织逐渐了解和学习新规范、催生信任与合作意识,进而导致行为的渐进性变化,最终选择接受和遵守国际规范。在案例验证方面,冷战后布隆迪部族武装(保卫民主全国委员会—保卫民主力量、胡图人解放党—民族解放阵线)放弃招募和使用儿童兵这一“最不可能案例” 支持和肯定了武装组织规范学习理论的解释力。从政策意义上说,参与进程重视接触与对话,为武装组织的全球治理提供了一种新路径。
联合国2015 年后发展议程与全球数据伙伴关系
2015-08-30
【内容提要】 联合国2015 年后发展议程的制定已基本完成,国际聚焦正逐渐转向后续执行、监督与评估。基于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的经验与教训,为确保2015 年后议程的后续落实,必须有充分的数据支持。由此催生了2015 年后议程下的“ 数据革命”,即寻求更好的数据指导决策制定、目标跟踪及履责监督。尽管备受发达国家重视,但除非洲外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并未充分认识到数据革命的重要性。在发达国家主导下,数据革命主要聚焦技术方面,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背后的重大政治风险。数据革命不仅是数据采集、分析、发布及使用的历史性变革,更包含着对政府履责、全球数据伙伴关系、南北数据分工乃至文明标准等的深远影响。要实现合理、平衡的数据革命,国际社会既要强调其技术合理性,也应强调其政治风险;既要强调南北数据分工,又应重视数据革命的普遍性,以“共同但有区别” 的责任观指导全球数据伙伴关系的确立。作为一个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可在全球数据伙伴关系构建中发挥建设性桥梁作用,推进2015 年后议程的有效落实。
全球劳工治理:议题、机制与挑战
2015-08-30
【内容提要】 全球劳工治理不仅意味着劳工问题的普遍性,而且意味着世界各国在劳工问题上共同合作的客观需求。作者在回顾全球劳工治理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总结出推动劳动力的商品化、分散和抑制劳工集体抗争的力量、防止劳工阶级借助世界大战走向阶级革命、避免劳工阶级形成选票优势、平衡合法性危机与利润率危机等全球劳工治理的五个核心议题,归纳出资本国际转移、生产过程重组、制造认同、政治吸纳、集体谈判、推行福利制度、划分核心工人与边缘工人、维持工人的半无产阶级化、资本转向金融、建立国际霸权等全球劳工治理的十种主要机制。全球劳工治理在过去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发挥了控制社会冲突、维护劳资大体上和平、促进经济发展、改善劳工处境、巩固资本统治的作用,但是同样导致了一系列问题,从而对全球劳工治理构成了严峻挑战。全球劳工治理转型要以建立平等、包容、发展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为目标,观念上的变革、国际机构的创设、规则的重置、机制的更新等四个方面的工作是建立新的全球劳工治理框架不可或缺的内容。
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
2015-08-30
【内容提要】 中国的持续崛起使国际结构有可能重回两极。但当前中美在东亚的地区性新两极和古代两极体系的“旧” 反例都提醒我们,我们对两极体系的认识还远未到完善的程度。两极结构下大国并不必然相互制衡,也并不一定会出现两个彼此泾渭分明的敌对阵营。除了冷战时期那种各自结盟相互对抗的“ 分治” 模式外,两极体系下大国竞争还存在另一种更为温和的权力互动模式“ 共治”,即两个一级大国对体系内所有或大部分中小国家共同享有领导权,而不再以地域划分出两个分属不同大国的“势力范围”。当两个一级大国的对外功能出现分异,分别只能满足小国的某一种重要需求,同时大国间战争不再是一种可行的策略选项时,这种“共治”模式就会出现并得以持续。与“分治”模式相比,“共治” 模式下大国权力政治的对抗性和地缘政治色彩都会更弱。与新现实主义反对国家“ 专业化” 的主张恰恰相反的是,在大国无战争时代,崛起国要想在减少与霸权国冲突的同时扩大自己的权力,反而需要在某个功能领域打造和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实现与霸权国角色的互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