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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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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2期目录2026-03-18

《世界经济与政治》2026年第2期目录3 从增量改进到结构改革——全面国际关系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  /苏长和25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改造世界”与“美国优先”  /樊吉社48 点名羞辱成效的情感逻辑  /山秀蕾85 联盟凝聚度、认知偏见与威慑有效性  /段悯农  王义桅115 外部选择强度、节点重要性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贷款条件差异  /吴桐  章莘燊  刘宏松

从增量改进到结构改革——全面国际关系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2026-03-18

从增量改进到结构改革——全面国际关系时代的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问题苏长和【内容提要】随着20世纪80年代相互承认的主权国际体系的定型，国际关系发展进入全面国际关系时代，由此带来超大规模国际关系政治系统的治理问题，这是国际关系发展历史和逻辑的结果。中国提出的全球治理倡议展现了改进与塑造国际关系的意愿和行动。作者在中国自主的政治学、国际关系学和外交学知识体系框架下，主要通过国内政治—国际关系分析法，全面比较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和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方案的优劣，并在总结过去十几年全球治理增量改进的制度性成果基础上，从国内政治—国际关系的内在运行矛盾中揭示全球治理体系存在的结构性问题，由此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改革进入增量改进和结构改革的并行期。全球治理体系的结构改革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问题，有必要充分讨论全球治理体系进入结构改革阶段需要遵循的原则、结构改革的内容以及结构改革的方法，以展望未来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方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治理方案有效激发了全球治理活力，为构建公道、民主、等序的全球治理体系注入新能量。【关键词】全面国际关系；国际关系制度；增量改进；结构改革；全球治理【作者简介】苏长和，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院长。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改造世界”与“美国优先”2026-03-18

美国外交战略调整：“改造世界”与“美国优先”樊吉社【内容提要】在冷战结束至今的30多年中，美国外交战略的发展演变大致可分为“改造世界”和“美国优先”两个阶段。美国外交行为的这种颠覆性转变有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的根源。在国际层面，全球反恐战争的战略失误消耗了巨量资源，让美国付出了沉重的政治和经济代价，严重损害了美国的国家形象尤其是软实力，导致美国错失解决国内问题的机遇；经济全球化对美国国内造成反噬，加剧了制造业空心化和阶层分化，中低收入群体成为“失意者”。在国内层面，自由主义和保守主义思潮对立，社会撕裂体现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极大地削弱了社会共识；政府治理也因极化的党派政治而进入失能与失灵状态，社会运动频发，进一步驱动美国外交“内向化”。美国外交战略的调整是对后冷战时代的漫长告别。当前，美国外交行为呈现出退守和聚焦的新特征，美国正在从“全球领导者”蜕变为“不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其战略收缩会重塑国际秩序与大国关系格局，牵动所有国家在大分化、大重组、大调整中重新找回平衡。【关键词】美国外交；后冷战时代；“美国优先”；特朗普政府；战略收缩【作者简介】樊吉社，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国际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点名羞辱成效的情感逻辑2026-03-18

点名羞辱成效的情感逻辑山秀蕾【内容提要】点名羞辱是国际社会中的发起者通过施加道德压力和声誉约束等方式迫使目标行为体改变其行为的过程，也是促进国际规范扩散与遵守的一项重要策略。然而，点名羞辱的成效在实践过程中存在显著差异。在借鉴后果性逻辑、适当性逻辑和情感性逻辑的基础上，作者提出了情感选择逻辑的解释框架，并据此分析了情感在决策中的作用。在回答目标行为体为何会无视点名羞辱以及在何种条件下会屈服于点名羞辱进而改变自身行为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官方情感能够深刻塑造并揭示目标行为体的决策偏好和行为选择。情感的产生其实也是行为体产生评价的过程。基于评价态度和应对方式的二维视角，可将目标行为体的情感反应分为愤怒、蔑视、羞耻和内疚四种类型，分别对应进攻机制、逃避机制、防御机制和修复机制四种行为机制。目标行为体在愤怒和蔑视情感主导下会激活对抗性反应，而在羞耻和内疚情感主导下会产生调适性反应。从情感评价到采取行动的过程中，目标行为体的情感反应与行为机制会受到羞辱来源的权威性与国内观众成本的影响。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埃塞俄比亚、以色列扩建定居点、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学校事件和德国纳粹大屠杀四个案例验证了情感选择逻辑在点名羞辱成效上的解释力。【关键词】点名羞辱；情感选择逻辑；情感评价；规范扩散；国际规范遵守【作者简介】山秀蕾，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联盟凝聚度、认知偏见与威慑有效性2026-03-18

联盟凝聚度、认知偏见与威慑有效性段悯农  王义桅【内容提要】多边联盟的实力通常强于被威慑的对象国，但其实施的非对称威慑战略依然存在失败的可能。为解释多边联盟非对称威慑效果的差异，作者对联盟凝聚度、认知偏见与威慑有效性三个变量间的关系进行了探讨，构建了一个多边联盟非对称威慑的分析框架，认为联盟凝聚度会强化或削弱被威慑方决策者的认知偏见，进而影响联盟威慑的有效性。作者梳理了1901—2013年多国联盟在主要军事危机、冲突和战争中的威慑实践，对符合条件的七个多边联盟非对称威慑案例进行了观察。通过重点分析1999年科索沃战争中的威慑失败案例以及1994年伊拉克与科威特边境危机中的威慑成功案例，作者发现作为标志的联盟凝聚度因素是被威慑方决策者判断威慑有效性的重要参考指标。在被威慑方决策者具有不同认知倾向的情况下，如果联盟凝聚度较低，被威慑方决策者会产生认知偏见，主要表现为在信息接收过程中产生可得性偏差、锚定偏差和确认偏差以及在信息处理过程中产生代表性偏差；如果联盟凝聚度较高，由于被威慑方决策者证实了威慑信号的可信度，其认知偏见将会被有效抑制。因此，决策者在面对多边联盟威慑时必须正确评估联盟凝聚度对威慑可信度与后果产生的影响，避免因误判而导致冲突升级。【关键词】多边联盟；联盟凝聚度；认知偏见；威慑有效性；非对称威慑【作者简介】段悯农，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博士研究生；王义桅，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