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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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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期目录
2022-02-24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年第1期
目录
后疫情时代的大国博弈 张宇燕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 赵可金 赵丹阳
“偏执”与“回避”:安全化困境的形成研究 魏志江 卢颖琳
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 孙德刚 凌胜利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 吴心伯
经济方略与美元霸权的生成 张发林
民粹主义、国家监管空间与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 王碧珺 罗靖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
2022-02-24
【内容提要】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随着实力的快速提升,中国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之路,取得了显著成就。纵观历史上的大国外交,其理论基础或仅为职业外交官的行为指南,或服务于殖民扩张、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弥合大国外交的权力优势与外交规范的价值吁求之间的鸿沟、走出一条大国外交理论的构建之路是构建和把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重要任务。然而,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基础的既有研究对解释性理论与构成性理论不加区分,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两张皮”等问题。作者在梳理与反思既有研究的基础上,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指导思想和学理基础进行研究,得出结论:在指导思想方面,习近平外交思想作为构成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基础;在解释实践方面,共同体理论作为解释性理论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基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成果,也是中华文明天下观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产物。
“偏执”与“回避”:安全化困境的形成研究
2022-02-24
【内容提要】安全化困境所导致的“偏执”与“回避”是指在安全化过程中安全行为体在每个阶段都面临着困难选择,导致其片面固执于一个选项,而有意回避另一种可能。采用类型化和阶段化的研究方法对安全化困境的形成机理进行考察,发现安全化困境在不同阶段呈现出适当性、互动性和导向性三种差异化特征,并由此导致国际安全中的“偏执”与“回避”行为。在安全化启动阶段,安全化施动者往往执迷于将所有公共议题上升为安全问题或拒绝将理应安全化的议题安全化。在安全化互动阶段,安全化施动者执着追求安全化的实施目标,回避良性互动的理性决策。在安全化导向阶段,安全化施动者虽致力于去安全化或“安全常态化”,却逃避“不安全常态化”的负外部性。安全化困境的形成及国际安全中“偏执”与“回避”行为的生成机理和条件可以在国际安全中有关典型案例中得到验证。辨明安全化困境的类型及其生成机理与条件,有助于反向消除安全化困境,从而有效抑制“偏执”与“回避”的安全化行为,最终成功实现安全化。
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
2022-02-24
【内容提要】传统的联盟研究多关注“同舟共济”型正式强联盟,忽视了“同床异梦”型非正式弱联盟。作者提出“弱链式联盟”的概念,是指主权国家或政治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议之上,通过议题联系将潜在的安全合作伙伴整合成复合多元的军事共同体,针对共同敌人建立松散的“主导国—代理人—次级代理人”链状安全合作结构。弱链式联盟具有安全合作的非正式性、“大联盟”与“小联盟”的联动性、双边与多边的复合性以及合作与斗争的二重性等特征。通过考察美国发起的“中东战略联盟”、俄罗斯主导的叙利亚问题“协调联盟”、土耳其组建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伊朗引领的“什叶派抵抗联盟”、沙特阿拉伯建立的“保守派联盟”和以色列推动的“温和联盟”六组中东地区弱链式联盟案例,作者发现:多极格局、多元身份与多重利益是弱链式联盟的生成条件;威胁塑造、宗教动员和分歧管控是弱链式联盟的管理手段;金字塔形、轴辐形和蜂窝形是弱链式联盟的主要类型。弱链式联盟对内合而治之,对外分而治之,将显性的联盟合作与隐性的秩序重构结合起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次级体系。
美国压力与盟国的对华经贸政策
2022-02-24
【内容提要】在强化对华战略竞争的大背景下,美国会以各种手段阻挠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盟国发展对华经贸关系。随之而来的一个问题是美国压力下美国盟国如何在对华经贸关系上做出选择。作者认为,除了美国的压力外,至少有四个因素会影响美国盟国在对华经贸关系上的选择:一是安全考虑,即对华经贸合作是否会带来严重的与不可控的安全风险;二是经济利益考虑,即对华合作能否产生可观的经济收益,或中国公司产品的性价比优于其他选项;三是国内政治因素,即一国国内尤其是政府(包括议会)中是否存在积极支持或反对对华合作的力量,执政者是否会从对华合作中获得政治收益或付出政治代价;四是与中国的双边关系状况,双边关系好则合作的偏好就强,反之则弱。研究表明,美国的压力并不能直接转化成美国盟国的决定,而是要同这四个因素相互作用,其结果可能是强化美国压力,盟国接受美国的要求;也可能是弱化美国压力,盟国拒绝美国的要求。从作用机理看,盟国的安全、经济和政治考虑是自变量,对华关系是干预变量,盟国在对华经贸问题上的决策是因变量。这些发现有助于在学理上更准确把握美国盟国在涉华经贸关系上的行为逻辑,更好地理解中美战略竞争的复杂性和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深刻变化,也能够为在实践中处理好中美竞争中的第三方因素提供有益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