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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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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12期目录2023-01-19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年第12期
目录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 孙吉胜
气候危机、碳中和与国际气候机制演进 董亮
单边气候规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欧为例论绿色霸权的构建 周亚敏
重整旗鼓还是销声匿迹——组织模式与前政权卷土重来 周亦奇
权力结构、土地平等与国家发展 高波 李昊旻

全球发展治理与中国全球发展治理话语权提升2023-01-19

【内容提要】发展对人类进步至关重要，是人类一直追求的目标。人们对发展的认识经历了从单纯强调经济增长到以人为本的全面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演进。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近年来，全球发展问题日益突出，发展中国家陷入发展困境，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分化、社会分裂和政治极化等问题。当前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叠加，全球发展治理面临空前挑战，大国博弈等地缘因素加剧发展治理的多边合作困境，一些发展治理机制失灵，各国合作意愿减弱，发展治理手段单一，治理缺乏整体性和可持续性，全球发展治理不充分不平衡问题更加凸显。作为发展中大国，中国高度重视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把发展视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在国际层面，中国不断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在理念和制度方面积极创新，在行动方面积极努力，深度参与全球发展治理体系改革与建设，初步建立了发展领域的国际话语权。未来，中国需要在全球发展治理方面继续夯实实践话语权、理念话语权、制度话语权和理论话语权，提升国际影响力和感召力，与各国携手构建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

气候危机、碳中和与国际气候机制演进2023-01-19

【内容提要】对于国际气候机制如何在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与碳中和目标的推动下实现自我强化，作者根据认知效应、网状效应和建制效应三种影响因素分析了国际气候机制的演变。首先，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全球气候治理领域产生了认知效应，一定程度上延迟了气候机制从规则制度设计转向履约行动的进程。随着疫情的发展，国际社会意识到未来气候危机将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这种全球反思营造出有助于提升气候雄心的全球政治氛围，催化气候行动。其次，各大国纷纷将碳中和目标作为气候治理的合法性工具，构建了庞大的碳中和目标网络，给一些气候雄心不足的国家施加了巨大压力。积极的大国气候外交为国际谈判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最后，认知效应与网状效应相结合一起放大了建制效应，推动国际气候谈判突破困境。新达成的《格拉斯哥气候协议》和《沙姆沙依赫实施计划》均是强化国际气候机制的重要成果，体现了《巴黎协定》渐进性的特点，并为推动全球气候治理提供了新的制度安排。

单边气候规制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分析——以美欧为例论绿色霸权的构建2023-01-19

【内容提要】全球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威胁，但基于“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集体行动绩效不佳。不同于国际政治理论所预测的国家间通过相互合作来应对共同威胁，单个国家或地区往往会主动采取国内单边气候规制；也不同于国际经济理论所预测的在公共产品不足情形下将出现搭便车行为，率先实施国内单边气候规制的国家往往会激励其他国家跟随并采纳高水平高标准的气候规制措施。作者借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结构性权力分析框架解释不断涌现的、镶嵌在全球多边气候治理框架下的各类单边气候规制，研究发现：国内单边气候规制有助于从能源供给安全、低碳生产结构、绿色金融体系和低碳技术知识四方面产生绿色结构性权力。这种绿色结构性权力赋予一国推行跨境单边气候规制的能力，一旦国家层面的跨境单边气候规制得以成功实施，则意味着绿色霸权的生成。碳边境调节机制作为当前最具争议的绿色霸权工具之一，建立在绿色结构性权力和进口市场权力相互依托的基础之上，利用不同市场的碳价差异抽取“租金”，不仅意图实现绿色结构性权力的“变现”，而且将拉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绿色实力差距。这是绿色结构性权力借由贸易渠道转化为绿色霸权的可能过程。发达国家率先发起的国内单边气候规制具有全球公共产品属性，但其跨境单边气候规制具有霸权属性，发展中国家必须在明晰这一逻辑的前提下制定应对策略，高度防范跨境单边气候规制成为守成国规锁崛起国的一种新的制度手段。

重整旗鼓还是销声匿迹——组织模式与前政权卷土重来2023-01-19

【内容提要】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夺回了喀布尔控制权。此事件不仅表明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外部政权更迭的失败，也使研究塔利班卷土重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在21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的以军事干预为主要形式的外部政权更迭中，前政权势力通过武装手段实现卷土重来的态势各有不同。作者认为前政权势力在政权更迭前所具备的动员与凝聚模式会对自身的卷土重来态势产生重要影响。当某一前政权势力在政权更迭前具有高社会嵌合度的动员模式和高组织聚合度的凝聚模式时，该前政权势力就有可能实现全面卷土重来；反之，则可能出现有限卷土重来或边缘化状态。为论证此理论，作者以21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发动的三场外部政权更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为例，以案例比较的方法分析了该理论在实际案例中呈现的情况，发现前政权能否卷土重来不仅与外部政权更迭后新政权的糟糕治理与国家的混乱局面有关，前政权本身的组织模式将成为决定前政权卷土重来的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