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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5期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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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第5期目录
2023-05-30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3年第5期
目录
因应国际社会——论近代中国天下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赵思洋
外交、对外政策还是对外关系——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科困境 张清敏
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战和困境 于海洋
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对外决策——论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转变中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因素 谢超
战略节奏的间断均衡演化——印太变局下的中美印时间视野分析 曹德军
政策环境、外部冲击与欧盟个人数据保护政策形成 方芳 刘宏松
因应国际社会——论近代中国天下思想的创造性转化
2023-05-30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历来讲求“天下一家”,胸怀天下更是新时代中国必须坚持把握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近代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进程往往被视为由传统天下向现代世界转换的过程。然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天下思想始终在场。通过近代中国学人的创造性转化,天下思想不仅适应了现代国际社会的发展要求,而且彰显出中国对外关系理念中一以贯之的人类共同体理想与大国担当。作者运用近代中国思想史的资料与研究方法,分析了近代中国学人对天下思想进行创造性转化的路径、特点及其学理价值与现实意义:首先,近代中国学人在对中外历史与社会的比较研究中,通过阐释国际社会的历史演进逻辑,重构了“家—国—天下”的社会理论逻辑,实现了对天下思想的价值重估。其次,天下思想的内涵被近代中国学人创造性地转化为对公天下的责任观、和万邦的和平主义传统、定与通的心性政治以及对于“国际社会中人”的重视,从而为化解现代国际社会的危机、应对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提供了中国智慧。最后,经过近代中国学人创造性转化的天下思想在近代中国参与国际组织与接受集体安全规范、联合弱小民族与建立国际统一战线以及推动国际文化交流与文明互鉴等外交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近代中国重新发现天下思想,对于深入挖掘天下思想的当代价值,利用中国传统文化资源创新国际关系理论,重新思考现代中国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理论启示。
外交、对外政策还是对外关系——论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学科困境
2023-05-30
【内容提要】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是当前学界研究当代中国外交时常用的三个概念。它们在研究中经常被互换或交叉使用,反映了三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作为国际政治学的不同分支学科,它们的研究目的都是为揭示和解释某种规律,但三者具有不同的研究对象或侧重点,在研究设计中提出问题的角度和回答问题的路径也有所不同。在学界不断呼吁提高国际关系研究门槛和专业化水准的背景下,厘清相关概念,明确它们各自的研究对象,设计不同的研究议程,探求不同的内部规律,在学理上有利于提高学科的专业化程度,增强研究者的专业意识,深化该学科的研究程度;在实践上有利于纠正因缺乏专业知识而产生的关于外交的模糊认识,为中国外交营造健康和理性的国内舆论环境。推进和发展这些学科,一方面需要国际视野,把中国外交、中国对外政策和中国对外关系放在具有普遍意义的外交学、对外政策学和对外关系学的学科大背景下,从普遍的理论中汲取营养;另一方面也需要坚持本体意识,扎根中国实践,通过对中国实践的深入研究为这些领域的普遍理论构建贡献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
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战和困境
2023-05-30
【内容提要】自开禧伐金失败到端平元年宋蒙联军亡金的28年中南宋的对金政策是战略决策反复自我否定的经典案例。前景理论中的沉没成本学说假定前期投入的成本将干扰决策者的风险认知,继而影响后继政策的发展。然而,尽管南宋在宋金关系中付出的惨痛代价构成了其决策集团的沉没成本,但这些成本未能促使南宋采取坚定的北伐政策。鉴于既有研究的解释力不足,需要对沉没成本假定进行修正:决策者对于沉没成本的敏感度存在差异,决策集团内部还存在着沉没成本的类型差异。敏感度与类型的差异造成的沉没成本竞争和排序使得共同沉没成本效应复杂化。此时,即便决策集团存在共同沉没成本,也可能受其他沉没成本影响而产生严重的内部分歧。修正后的假定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南宋决策集团在伐金问题上的犹豫和反复:君主、权相和士大夫集团都受到对金交往屈辱历史的深刻影响,但他们在伐金还是和金的路线选择上存在着明显的敏感度差异,国内政治造成的普遍不安全感作为其他类型的沉没成本干扰着决策集团达成共识。最终,政治上的内讧使南宋丧失了最后的战略机遇期,未能坚定选择伐金与和金两种选项中的任意一项。
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对外决策——论印度莫迪政府外交政策转变中的国民志愿服务团因素
2023-05-30
【内容提要】以国民志愿服务团为代表的印度教民族主义组织正在建立和增强对印度政府的决策影响力,这是理解民族主义如何影响国家行为的典型案例之一。通过明确国民志愿服务团影响印度政府决策的动因和路径并引入权力地位衡量框架,可以解决相关因果机制确定难题,并据此将其影响莫迪领导的印度人民党政府对外经济决策的过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初期主动让步或推动团党相互让步;二是2017年以后否决莫迪政府多项政策,主张更多的经济和外交权力;三是2019年大选之后,国民志愿服务团主导加强了印度人民党中央、邦、大区和区县四级组织的组织部部长制度,全面掌控了印度人民党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人事工作,对莫迪政府的经济和外交决策具备更大影响力。国民志愿服务团对莫迪政府对华政策的影响也呈现出相似的轨迹:2017年后,国民志愿服务团转变此前的协调风格,主动涉入印度对华经贸和中印洞朗地区对峙等问题,推动莫迪政府以强硬立场处理两国分歧;2019年以来,国民志愿服务团强势推动莫迪政府对华采取全面对抗政策,中印经贸关系等一些低政治议题被抬升到国家安全层面。国民志愿服务团还加强了主权概念下的民众动员,将其敌对思维下的一系列对华政策主张转变成莫迪政府的现实政策,中印竞合关系正被推向全面竞争和冲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