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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整旗鼓还是销声匿迹——组织模式与前政权卷土重来2023-01-19

【内容提要】2021年8月，阿富汗塔利班重新夺回了喀布尔控制权。此事件不仅表明美国对阿富汗进行外部政权更迭的失败，也使研究塔利班卷土重来成为一个重要的学术问题。在21世纪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动的以军事干预为主要形式的外部政权更迭中，前政权势力通过武装手段实现卷土重来的态势各有不同。作者认为前政权势力在政权更迭前所具备的动员与凝聚模式会对自身的卷土重来态势产生重要影响。当某一前政权势力在政权更迭前具有高社会嵌合度的动员模式和高组织聚合度的凝聚模式时，该前政权势力就有可能实现全面卷土重来；反之，则可能出现有限卷土重来或边缘化状态。为论证此理论，作者以21世纪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亚非地区发动的三场外部政权更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亚）为例，以案例比较的方法分析了该理论在实际案例中呈现的情况，发现前政权能否卷土重来不仅与外部政权更迭后新政权的糟糕治理与国家的混乱局面有关，前政权本身的组织模式将成为决定前政权卷土重来的关键因素。

中国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2022-01-05

【内容提要】国内政治是影响领导人发动对外战争的重要因素。主流的战争制度性解释认为，国内致胜联盟的约束使国家领导人的战争决策更为谨慎。然而，如果放下“现代民主偏见”，放松将致胜联盟视为外生给定的理论假设，发动对外战争同样可以成为领导人主动调整致胜联盟的手段和契机。当致胜联盟的约束构成国内威胁时，领导人反而更可能发动对外战争。这一理论可用于解释中国战国时期的战争决策。通过创建这一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战争情况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可发现：诸侯国发动对外战争数量越多，所进行的军事动员程度越高，其国君越能拔擢出身较低的宰相，从而重构致胜联盟。因此，诸侯国内由世袭贵族造成的统治危机越严重，其国君越可能发动对外战争，尤其是胜算较高的战争。这一发现发展了国际关系学中关于国际战争的国内政治根源的制度性解释，也为理解秦国统一这一重大历史转折提供了跨层次分析的新视角。

俄罗斯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与发展困境——基于经济环境与制度视角的考察2021-09-17

【内容摘要】刘易斯的二元经济理论基于“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设，对像俄罗斯这样的劳动力短缺国家缺乏解释力，但借用这一概念并加入制度因素，可用于解释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多重二元结构以及由此造成的“有增长无发展”困境。俄罗斯经济的多重二元结构是指在其经济的不同领域存在着优势部门和弱势部门之分，按产业类型划分，存在能源原材料行业和制造业之分；按竞争程度划分，存在垄断部门和自由竞争部门的对立；按所有权划分，存在国有企业和私人企业的分野。前者为优势部门，后者则为弱势部门。优势部门在很大程度上拥有塑造经济环境和制度环境的能力，弱势部门只能在优势部门所塑造的经济环境和制度下运行和发展。这种多重二元结构是造成俄罗斯经济难以克服能源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和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俄罗斯经济要突破发展困境，走上均衡发展的轨道，需要破除多重二元结构，为不同经济主体赋予平等的经济环境和制度条件。

从洞朗到拉达克：印度对华威慑战略为何失败2021-09-03

【内容提要】莫迪政府和印度军方近年来的各类战略文件显示，印度对华日益强调惩罚性威慑战略，而且通过加快建设所需的基础力量和加强军政协调能力，相关战略开始具备实操性。印军在中印边界对峙危机中屡次失败，但仍坚持尝试开展惩罚性威慑行动。为了理解印度对华威慑战略的效用，作者尝试从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两个维度建立衡量框架：军政协调能否一致是对外展示实力和决心的政治前提，主要考察政治领导人的政治目标是否被军事部门理解和遵守；战略执行能力高低与对外展示实力和决心的操作能力有关，主要考察既有资源是否满足战略需求。作者以2017年洞朗对峙和2020年拉达克对峙时印军开展的战术行动作为案例，分析发现印度军政协调能力和军事战略执行能力仍较弱，这是导致莫迪政府对华运用惩罚性威慑屡屡失败的根本原因。但是印度国内对危机结果的不同认知推动了其战略的发展，使得印度在对峙失败后屡次以更具进攻性的姿态挑起新对峙。印度对华战略态势的转变值得中国保持高度警惕，中国应合理降低对中印关系的预期，同时加强自身国防建设，建立可靠的威慑能力，如此才能维护自身主权利益，把握中印关系大局。

拜登时期中美战略竞争态势、挑战与应对——基于双边经贸关系视角2021-05-26

【内容提要】中美双方的战略竞争态势演变是一个长期过程。而在深度的战略调整进程中，短期内双方的战略竞争走向会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本文从对中美贸易战的回顾和趋势分析出发，结合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对双边经贸关系带来的战略冲击影响，对双方战略竞争态势在美国实现权力平稳交接后的主要变化和中国面临的主要挑战进行了探讨。本文认为，拜登时期因美国深受国内疫情危机、政治认同危机和国外经济危机、同盟关系危机等影响，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会出现短期相互试探的态势。但整体来看，中国会在美国“秩序重建”、区域一体化组织回归、“一带一路”建设、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面临挑战。中国应做好充分的战略准备，在市场经济改革、新发展格局落实、自贸区建设、知识产权法律体系构建等方面积极主动地开展制度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