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通往西域的丝绸之路以天山为界分南北两线。以喀什为外联枢纽的南疆线是西域稳定的关键线路。与北疆线地缘政治特点不同,此线不利于国家军事力量大规模机动,在历史上多是境外势力渗透并资助中国西域分裂势力的关键通道。欧亚大陆可容纳的古今战略力量,大体分欧洲、中亚和中国三部分,其两端若有任何一方衰落并由此造成战略力量的收缩,都会引发中亚战略力量在欧亚结合部即中亚地区的崛起和扩张。这样的变局一旦出现,它对中国西陲安全造成的压力当然是全方位的。目前,中国西域地缘政治环境在机遇和挑战两方面都有了向汉唐形势回归的趋势,8 世纪出现在中国西陲的“大食”形势再次向中国西陲逼近,地区恐怖主义为争夺这个战略真空并由此对中国西陲造成的安全压力和危险必将同比增大。当前中国西域恐怖分裂主义事件日益向南疆喀什一线汇集的事实表明,它们已不是互不联系的偶发事件,而是有着在历史上被新疆分裂主义势力规律性地多次重复过的地缘战略取向。为了间离中俄关系,日本在诱导中国西进中亚,而东海则是中国安全的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须未雨绸缪。
[内容提要] 中美关系的发展是一个动态的演变过程。中美双方的政治定位进行了多次调整,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是目前最新的一次定位,旨在对历史上大国冲突的问题做出正面回答,避免两国跌入“修昔底德陷阱”。随着中国实力的上升,中美关系出现了两国在地区领导权、中国军事现代化、航天与电子及网络领域、产业升级、海洋战略、政治多元、发展模式以及战略互信等八个方面进行竞争的新问题,但中美在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方面却存在诸多可资利用的有利条件。在主体性条件上,中美既是超大型国家,也是文明型国家,这使得中美两国在性质上不同于历史上出现的新兴大国与现存大国行为体之间的关系;在客观性条件上,其历史性、技术性和时代性条件将起到维持中美关系稳定的作用;在中美双边特性的条件上,中美之间的紧密关系具有了共同演进的基础。作者认为,如果中美两国充分利用这些有利条件且路径选择得当,成功构建两国间的新型大国关系是可能的。
[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后,一些国家的国内武装冲突不断涌现,在一国武装部队与非国家行为体之间爆发的“ 新战争”中,武装组织的暴行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针对乌干达的国内冲突和上帝抵抗军的暴行,国际刑事法院以战争罪、反人类罪为由,指控科尼等五名上帝抵抗军领导人。但国际刑事法院的介入还面临着诸多困境:正义理念与逻辑的冲突、政治观与法律观的矛盾、外界对其干预条件与法律效力的质疑。这些都凸显了西方与非洲地方之间不同治理价值观与规范的冲突、国际刑事法院的偏见与双重标准、缺乏对和平进程与儿童保护的重视等因素。鉴于当地人对和解与安全的渴望远远高于对正义与惩罚的追求,解决乌干达北部地区冲突和上帝抵抗军问题,仅依靠国际法的惩罚与威慑是不够的,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平衡各方利益。这包括重视当地的司法方式和冲突解决实践,重视武装冲突解决的参与进程,大力支持和促进乌干达北部地区的经济建设与发展,加强对非洲地区的和平建设。
[内容提要] 近年来,在国际关系理论方面,现实主义与建构主义之间出现了合流的趋势。作者认为,现实主义的基本特征是“物质主义+结构取向冶,而建构主义的基本特征是“观念主义+过程取向”。通过对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经典文本进行梳理,作者发现这些文本中包含大量的相互融通和交叉的内涵,而两大学派相互融合后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从政治哲学中汲取灵感。现实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马基雅维利和霍布斯,而建构主义的哲学思维来源是康德,对康德思想进行了批判性发展的黑格尔处在现实主义和建构主义之间。对黑格尔思想进行继承的两条路径对两大学派合流后的发展有重要启示。“黑格尔-马克思-哈贝马斯路径”可以对现实建构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而“黑格尔-尼采-福柯路径”则可对建构现实主义的发展有所启发。现实建构主义的核心概念是规则性文化、社会化和认同,而建构现实主义的核心概念是关系性权力、规训和他者。尽管这两个新发展的理论都基于西方的哲学传统,但是它们与中国外交的一些传统和特征有相似之处,并可能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和外交哲学思想的发展提供某种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