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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发展2022-12-26

【内容提要】2018年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定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近五年来，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随着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实践的发展而不断丰富。作者选取党的二十大报告、《习近平外交思想学习纲要》以及习近平在国际场合的重要讲话与演讲等作为基本文献，对照2018年确立的习近平外交思想“十个坚持”的核心要义，研究认为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四梁八柱”已经形成，将长期指导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与此同时，习近平外交思想的理论内涵进一步丰富发展，主要包括对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的判断、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更加丰富完善、提出推动中国式现代化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强调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继续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以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等。近五年来，除开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实践外，主要有四方面因素推动了习近平外交思想理论内涵的丰富创新：一是国际形势复杂动荡的变化对习近平关于时代内涵新判断的影响，二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系统发展对外交思想的塑造，三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国际合作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促进，四是大国外交理论话语权较量对外交理论的梳理和完善的推动。

关键节点、创业型领导与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的兴起2022-12-26

【内容提要】进入21世纪，以公私合作治理为创新特色的全球卫生伙伴关系迅速兴起，这使得非国家行为体直接参与全球卫生决策成为可能。这一新型卫生合作机制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中表现突出，已成为全球卫生治理中的重要力量。通过考察关键节点下国际组织推动创新的内部政治进程，可以对全球卫生伙伴关系兴起的因果机制做出解释。兼具创新精神及行政领导力的创业型领导的出现是制度创新的必要内部条件，跨国公私伙伴关系的兴起则是国际组织内的创业型领导抓住关键节点带来的改革机遇、采取针对性策略在利益及观念上说服组织内保守派的改革结果。分析世界卫生组织及其创业型领导参与全球疫苗免疫联盟的进程，可以对这一解释机制进行验证。分析结果表明，“最不可能”与私有部门展开密切合作的世卫组织在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等创业型领导的推动下，克服了改革的内部阻力，与私有部门构建了数量繁多的伙伴关系，最终推动了全球卫生伙伴关系的兴起。

新型网络化制裁的结构性限制2022-12-26

【内容提要】21世纪以来，新型网络化制裁成为一种新的外交强制形式，即通过将全球经济网状结构中的非对称相互依赖关系转换为强制性权力，进而迫使结构中的其他行为体与特定对象断开连接。尽管新型网络化制裁具有令人“谈虎色变”的威力，然而经验事实表明其使用频率仍低于传统制裁，且在不同情况下其制定与实施存在显著差异。为厘清哪些因素限制了新型网络化制裁的使用，作者基于社会网络分析和复合依赖型政治经济理论提出了围绕网络演化速率的结构性解释，即结构的外部形态特征与其内在适应度决定了结构演化的速率，进而构成了网络化制裁的滞后成本和掣肘因素。结构既是网络化制裁的权力基础，又是其制约条件。通过对美国在货币金融网络和半导体技术网络中的网络化制裁进行案例分析，可发现主导国领导人为了避免在其任期内推动结构快速演化，在层次相对单一、形态呈多中心且功能性受制裁影响较大的经济结构中会谨慎并克制地使用网络化制裁；而在层次相对复杂、形态呈单中心且功能性受制裁影响较小的结构中则频繁并激烈地使用网络化制裁。

大国崛起中“以经稳政”的限度、空间和效力——对“经济压舱石”理论的反思与重构2022-10-27

【内容提要】在当前的大国博弈中，国家间密切的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在特定情形下不仅难以为两国政治关系保驾护航，甚至可能成为国家间矛盾的“导火索”。作者旨在探究当崛起国与霸权国进入以大国战略竞争为主导的阶段时，崛起国“以经稳政”政策所能发挥作用的限度、空间与效力，就此提出分析框架对“经济压舱石”理论进行重构，并通过对典型国家案例的研究剖析国家行为背后的逻辑，总结崛起大国面对与三类国家关系时“经济压舱石”失灵甚至适得其反的情形：一是战略竞争阶段的崛起国与霸权国的关系，二是地区主导权出现转移或松动时崛起国与区域大国的关系，三是崛起国同与霸权国价值观高度一致的亲密盟友的关系。相对而言，在崛起国同与其仅存在领土争议的国家之间，“经济压舱石”的有效性要高于三种情形，具有一定“以经稳政”甚至“以经促政”的余地。而对于世界大多数国家，中国继续策略性地开展经济外交仍具有较大作为空间，“以经促政”的效用明显。通过比较双边经贸关系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的英德关系以及当前中国在与美国、印度、澳大利亚及周边大部分国家关系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可以检验在大国崛起过程中“以经稳政”政策发挥作用的限度与效度，为中国经济外交的施展空间提出政策参考。

“无声的协调”：大国在中亚的互动模式新探2022-10-27

【内容提要】自中亚国家独立以来，诸多大国介入中亚事务而未导致该地区出现明显动荡的事实引人深思。这与大国在中亚同时存在明确的合作与“无声的协调”等互动模式有关。明确的合作主要存在于欧盟与美国、俄罗斯与中国等行为体之间，“无声的协调”则普遍体现在诸多大国的日常互动中。迄今为止，“无声的协调”对于稳定中亚局势所具有的意义并未引起学界充分关注。事实上，“无声的协调”是大国在中亚经由长期摸索和互动，通过遵循“潜规则”而形成的具有一定默契的合作。域外大国在中亚开展“无声的协调”主要体现在四方面，即遵守四个“潜规则”：不约而同地承认中亚国家的主权、默认俄罗斯在中亚具有特殊地位、尊重中亚国家奉行的多元平衡外交政策以及力促中亚的和平与稳定。“无声的协调”互动模式的形成与中亚地理环境具有的多重二元性特征、大国在中亚形成了特定的权力结构和心态结构以及大国积极配合中亚国家追求其外交政策目标密切相关。鉴于以上因素具有较高稳定性，大国在中亚进行“无声的协调”有其延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