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冷战结束以来,美国四任总统先后对美国核政策进行了一系列调整。虽然这种调整仍处于不断的发展演变之中,但其呈现的调整趋势已然有轨迹可寻:一是核武器的实战作用在逐步下降,二是核武器的打击对象从固定明确转向灵活模糊,三是核力量建设从“旧三位一体”向“新三位一体”发展,四是防扩散在核政策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透过美国核政策不断的调整演变,可以发现其不变的四个基本原则:绝对优势原则、领导主导原则、灵活选择原则和核“ 先发制人”原则。由于冷战后美国核政策调整的趋势和原则深刻地体现美国自身安全利益考量的本位立场,而这一立场与国际防扩散目标存在难以调和的龃龉。美国在国际社会不断强化防扩散机制、提出“无核世界”的主张、倡导裁减核武器等一系列举措,虽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对国际防扩散和反核运动起到推动作用,但其核政策对国际安全环境也造成诸多负面影响,使国际社会安全感普遍下降,使“无核世界”的目标遥不可及,最终也会使美国难以摆脱恐怖主义与核武器扩散相结合的安全梦魇。
[内容提要] 在世界政治事务中,因感召力而引起的重要政治事件屡见不鲜。作为软权力的一个要素,感召力是指一国( 人) 因自身的行为和话语而使他国( 人) 出于崇拜、信仰或信念而在思想和行动上追随该国(人)。根据对国家(人)的影响程度,感召力由三个递进的要素构成,从低到高分别为:诚信原则、道德实践和权威话语。坚持诚信原则有助于树立自己可资信赖的形象,有利于维持旧盟友、发展新盟友;道德实践有助于一国(人)形成一种感人的道德形象,激励别国(人)追随自己;权威话语有助于别国(人)自觉地学习、模仿和接受一国(人)的权威理论或思想。新中国成立60 年来,中国的感召力经历了一个从波峰到波谷的变化过程。中国的经济能力与感召力呈反向发展趋势,这是中国执行“ 韬光养晦、有所作为”外交政策的代价。今后,中国应当从加大有所作为力度、重新考虑不结盟政策和积极贡献权威话语等方面做出相应的政策调整。在未来15 年,中美两国道德实践方面相差不远,但美国在战略诚信和权威话语方面仍将占据较大优势。
[内容提要] 西方国际关系理论大多以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作为基本假设,对国家间信任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然而,信任思想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通过梳理中国传统的国家间信任思想以及借鉴社会学和心理学领域的信任理论,可以分别建构出以信用或信任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因果理论以及以国家信用为中心的规范理论。中国先秦思想家认为:一方面,信用和信誉对一国的综合国力、相对权力、国家安全和战略成败等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信用和信任有助于国家间合作与友好,有助于同盟的建立和维持。另一方面,利益、透明度和信用等都是影响信任产生的关键因素。国家间信任理论对当代中国外交提供了许多有益的启示。将国家信用作为一项长期的对外战略,增加对外决策和对外战略的透明度,加强诚信政府建设,维持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积极参与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建设,加强中国传统国际政治与外交思想的研究和宣传,这些措施将会有助于增加中国的国际信用、树立良好的国家信誉形象以及与周边邻国和主要大国构建互信关系。
[内容提要] 中国先秦时期的国家间道义思想具有整体性特征,其内在逻辑基点和现实支持即是人性中的道德。它有两个理论支点:一是国家间道义与国家利益具有统一性;二是国家间道义有助于形成国际权威。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主张将国家间道义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考虑因素,认为符合道义应该成为国家对外行为的最高追求,但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国家利益。先秦诸子(韩非子除外)均认为,在处理国家间关系时应遵循“道之以德”,不以强凌弱;和睦相处,不以战争方式扩大国家利益的原则;孔子、荀子和管子还强调遵循“言而有信”、讲求国际诚信的原则;儒家强调“礼之用,和为贵”以及遵守国际规范的原则。先秦诸子普遍认为,具备坚实的道义基础是一个国家成功崛起的必备条件。先秦国家间道义思想与西方主流国际道义思想的相同之处在于两者都承认道义因素在国际关系中具有的作用,其不同点在于:前者将道义视为在国际关系中发挥巨大作用的重要考虑因素,后者则将道义因素虚拟化处理。以孔子和老子等为代表的先秦杰出思想家,其思想对后世的中国文化以及世界文明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内容提要] 自冷战初期起,美国军方一直维持并发展一个全面的核战争计划。这个名为“统一作战行动计划”的核战争计划因其打击目标的单一性和过度的杀伤性而备受争议,更难以适应后冷战时代美国面临的新的国家安全威胁。九一一事件后,“统一作战行动计划”被更名为“8044 作战计划”,并于布什政府末期最终修订为“8010-08 作战计划”。这一名为“战略威慑与全球打击”的新作战计划,除了维持核战略威慑这一传统任务外,根据新时期美国对威胁来源的重新判断,增加了针对不同目标的多种常规打击选项,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打击战略。美国战略作战计划从“统一作战行动计划”到“8010-08 作战计划”的演变,体现了美国对核力量应用政策的重大调整,并且这种调整仍在进行中。美国战略作战计划制定过程中的固有惯性和不变因素,加之奥巴马政府已经做出的核政策声明,美国新的核应用政策由此显露端倪。鉴于中、俄战略核力量的存在,美国或许会加强与中、俄的军控协商,但新作战计划不会单方面放弃战略威慑的责任;核武器在战略作战计划中的作用会减弱,但核武器应用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美国战略作战计划的打击目标会更为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