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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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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第9期目录2022-10-07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22年第9期
目录
施压信号、沟通渠道与国际危机管控失败 常晓燕
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 逄锐之
社会冲突的跨国扩散效应——基于1995—2012年冲突事件数据的分析 谢艳 周羿
理解政党跨国交往：意愿、禀赋与形态选择 温尧
全球价值链背景下行业协会权力扩张与角色变化 余南平

施压信号、沟通渠道与国际危机管控失败2022-10-07

【内容提要】理性国家通常倾向于避免战争，而在实力不对称的危机对子中，尽管强国具备明显的危机管控条件，但危机管控仍可能以失败告终，厘清这种现象出现的原因非常必要。在国际危机中，危机双方的决心对于对方而言是一个私有信息，对于决心的不确定性会加剧局势紧张，而关于一国决心的私有信息在国家战略互动中往往通过信号传递的方式表现出来。引入信号传递机制，可以发现有四个因素影响危机管控结果：一是防御国以施压信号回应挑战国，二是双方的沟通渠道，三是挑战国是否有攻防型盟国，四是防御国的决心声誉。基于1918—2001年全球范围内发生的国际危机的经验分析结果表明：当挑战国挑起危机后，防御国以施压信号回应挑战国且双方没有直接的沟通渠道时，国际危机管控更可能失败。防御国的决心声誉作为一个调节变量会强化施压信号与危机管控失败之间的正相关关系。挑战国是否有攻防型盟国也作为一个调节变量影响着沟通渠道这一自变量和部分控制变量，进而影响危机管控结果。

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2022-10-07

【内容提要】权力转移理论对地区内大国关系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在解释地区间大国关系时存在明显不足。与同一地区内大国间发生的权力转移不同，不同地区大国间发生的权力转移几乎没有导致战争的先例。这源于权力转移理论本身的诸多缺点，尤其是其忽略地理距离这一变量。在同一地区内发生权力转移时，权力转移双方横向压力与安全困境较大，双方对相对实力和战争结果有不同判断，权力转移易于触发同盟连锁效应，战争容易爆发；而在不同地区间发生权力转移时，这三个机制相对较弱，虽然权力转移过程中双方龃龉不断，但战争爆发的概率较小。作者选取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俄权力转移、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英美权力转移以及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美苏权力转移作为案例，使用皮尔森卡方检验检测权力转移、地理距离与大国战和关系的相关性。依据修正过的权力转移理论，中美之间的权力对比变化将会导致两国关系持续紧张且长期对峙，美国将长期采取遏制中国影响力的政策，但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小。

社会冲突的跨国扩散效应——基于1995—2012年冲突事件数据的分析2022-10-07

【内容提要】基于文化相似性认同的文化联结和基于人际交往的关系联结被认为是社会冲突跨国扩散的重要渠道和机制，但相关实证研究尚不充分。作者基于综合危机预警系统事件数据库中的166个国家和地区在1995—2012年的冲突事件资料，采用异质扩散模型，分别以语言和区域贸易协定作为文化联结和关系联结的代理变量，实证检验了文化联结、关系联结以及二者与空间距离的交互作用对社会冲突扩散的影响。结果显示，文化联结机制在社会冲突扩散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即社会冲突更容易在那些使用共同语言的国家之间扩散，且地理上的邻近将强化这种扩散；基于经济往来的关系联结机制仅仅在地理上邻近的国家间产生作用，即同属一个区域贸易协定的邻国间存在冲突扩散效应、非邻国间则不存在显著的冲突扩散效应；而没有文化或经济上的紧密联系、单纯地理上邻近的国家未发现显著的冲突扩散效应。这些发现有助于深化对社会冲突扩散机制的认识，可为评估政治风险、制定预防和应对措施提供参考。

理解政党跨国交往：意愿、禀赋与形态选择2022-10-07

【内容提要】政党的主要活动和核心任务通常被认为属于国内政治范畴，跨国交往是消耗额外成本的“非必需”活动。但在实践中，可以看到不同政党以不同形式在从事这一“额外”活动，政党为何愿意付出相应成本、又如何承担该成本是需要厘清的问题。政党跨国交往可分为政党跨国联络、政党知识转移和政党间组织等基本形式，其制度化程度、开放性大小和不对称性高低各异，这些基本属性的组合决定了特定跨国交往选择所隐含的成本。政党最终的跨国交往形式选择是意愿和禀赋这两个基本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的跨国交往意愿类型（辐射型意愿、聚焦型意愿和弱意愿）框定其主动承担成本的目标范围，禀赋强弱程度则决定其是否有能力支付相应成本。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交往是辐射式交往的典型案例，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跨国交往和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是聚焦式交往的典型案例。这四个案例所蕴含的差异和共性表明，政党在各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和规范性追求建构了其特定的跨国交往意愿，政党的跨国交往禀赋则取决于其如何在特定国内政治环境中确保稳定的资源供给。在意愿和禀赋的适配和演进过程中，跨国交往这一“额外”活动逐渐变为政党“分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