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政党的主要活动和核心任务通常被认为属于国内政治范畴，跨国交往是消耗额外成本的“非必需”活动。但在实践中，可以看到不同政党以不同形式在从事这一“额外”活动，政党为何愿意付出相应成本、又如何承担该成本是需要厘清的问题。政党跨国交往可分为政党跨国联络、政党知识转移和政党间组织等基本形式，其制度化程度、开放性大小和不对称性高低各异，这些基本属性的组合决定了特定跨国交往选择所隐含的成本。政党最终的跨国交往形式选择是意愿和禀赋这两个基本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政党的跨国交往意愿类型（辐射型意愿、聚焦型意愿和弱意愿）框定其主动承担成本的目标范围，禀赋强弱程度则决定其是否有能力支付相应成本。中国共产党的跨国交往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的跨国交往是辐射式交往的典型案例，美国民主和共和两党的跨国交往和澳大利亚绿党的跨国交往是聚焦式交往的典型案例。这四个案例所蕴含的差异和共性表明，政党在各个层次的利益需要和规范性追求建构了其特定的跨国交往意愿，政党的跨国交往禀赋则取决于其如何在特定国内政治环境中确保稳定的资源供给。在意愿和禀赋的适配和演进过程中，跨国交往这一“额外”活动逐渐变为政党“分内之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