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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决策：基于SO2减排的面板数据分析2017-03-15

【内容提要】本文基于地方政府的环境治理政策，构建了一个地方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两阶段博弈模型。地方政府在政绩最大化的目标函数下制定环境决策。污染企业则根据地方政府之低昂的环境政策进行生产决策。理论模型的推导表明，在官员晋升考核体制下，产业结构（第二产业GDP占比）对于地方政府环境政策强度存在U型影响的可能。在此基础上，本文运用2003-2011年的城市面板数据对模型的结论进行经验检验，结果表明：当第二产业GDP占比低于（高于）55%时，第二产业比重越大，则环境政策强度越小（越大）。最后通过对文献中常用的环境政策指标进行对比分析，本文还发现选取不同的环境政策指标进行回归分析，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结果，这说明研究中国的环境问题，选择合理正确的环境政策指标至关重要。

财政分权对中国雾霾影响的研究2017-03-03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2001-2010年中国省级PM2.5年度数据，运用空间杜宾模型，分析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及其波动的影响，揭示地方政府在环境治理中的行为，并验证中国环境治理“搭便车”现象的存在性。结果表明，财政分权对雾霾的影响存在明显的空间相关性，财政分权度的提高会显著加剧本地区及周边地区的雾霾污染，但财政分权对以工业固体废弃物为代表的局部性污染物作用不明显，中国存在雾霾污染“搭便车”现象；财政分权对雾霾污染波动的直接效应显著为正，间接效应显著为负，综合之下，其总效应不显著。地方政府能有效控制本地雾霾污染，但由于环境“竞次”竞争，地方政府会削弱对环境的把控。

全球气候治理中的科学评估与政治谈判2017-02-14

【内容提要】全球气候治理中科学与政治的关系主要体现在评估与谈判上。国际气候评估与谈判通过议程、评审及机制协调所产生的影响已成为全球气候治理的主要特征。纵观过去30年的国际气候治理历史，两者大体呈现出评估推动谈判、大国否定评估、评估破坏谈判、谈判支配评估的关系。两者形成了以下规律：气候领域内科学不确定性越高，国际谈判越需要评估的持续参与；评估结论在国际谈判中接受度越高，其影响力越大，而评估机构的影响力越大，越需要在国际谈判进程中证明其可靠性；国际气候评估机构影响力越大，大国越容易干预评估过程和控制评估结论。两者关系的变迁源于两个维度：一是评估内部的科学共识与制度设计开放性。共识度越高、评估制度设计越具开放性，评估越容易推动谈判的进程。二是外部因素，如大国干预及评估结论在传播中的影响。大国过度干预评估，或是评估在传播中被国际媒体误用，会导致评估与谈判形成消极关系。【作者简介】董亮，外交学院亚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北京邮编：100037）

多元共生：中美气候合作的全球治理观创新2016-07-07

【内容提要】观念是国际关系中的重要因素，国家间的观念建构事关一国对外战略选择，大国间观念建构的意义尤为重要。今天的中美关系已远超两国范畴而具有了全球意义，因此两国应该形成一种多元共生的全球治理观以应对人类共同挑战，其中就包括气候变化。中美属于不同类型文明的国家，现实中国家利益更是差异巨大，但两国也内生于一个天下体系中，彼此互为生存条件，必须在自我约束和交流互鉴基础上实现共生。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政府间专门委员会的最新报告，气候变化的速度和威胁程度都在增加，人类社会无法因为全球减排协议的难产而坐以待毙，主要排放国家必须主动承担减排责任。中美作为第一和第二大温室气体排放国，无疑应该在这方面为国际社会做出表率。2013年以来，中国已经与美国在气候合作领域达成一系列成果，并在填补气候变化全球治理领导权、提升治理效率和创新治理模式等方面为补充气候变化全球治理的不足发挥了作用。这种双边合作与全球治理的良性互动充分体现了中美多元共生全球治理观的创新。【关键词】多元共生；天下体系；气候变化；全球治理观【作者简介】康晓，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北京邮编：100089）

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2015-10-19

    【内容提要】　近年来，族群冲突已成为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共同关注的热门领域。以往的研究已经注意到石油资源对于族群冲突的影响，但对于二者之间的因果机制缺乏认识。基于一个关于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作者认为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才是决定石油是否导致或加剧族群冲突的核心变量，并通过三个因果机制导致族群冲突的升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少数族群聚居区的核心领地发现石油时，这一少数族群将会倾向于反抗由多数族群主导的中央政府，从而导致族群冲突的强度升级。苏丹、伊拉克、尼日利亚和加蓬等案例可以检验上述假说。这一关于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升级关系的理论指向一个更加广泛的关于自然资源的族群地理分布和族群冲突的理论。而关于石油的族群地理分布与族群冲突的升级的特定理论和经验支持也佐证了族群冲突的广义理论的强大整合能力和解释力。该研究在以下三方面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多族群的石油国家如何缓和族群冲突、中国的资源型企业如何规避政治风险、中国的海外投资如何兼顾经济利益与国家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