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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基于地理信息数据的实证考察2022-04-15

【内容提要】外来援助对受援国的影响是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中的一个经典问题。西方国家塑造并长期主导着全球援助体系，但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援助国的崛起深刻改变了全球援助格局。作者构建了一个基于中国经验的对外援助与受援国经济治理绩效的理论框架，以2000—2014年中国对非援助为例，将援助项目位置与非洲民众对政府绩效评价数据进行匹配，使用“候选名单控制设计”对中国援助与受援国绩效合法性进行实证分析，并通过包括安慰剂检验在内的多种方式确证结果有稳健性。研究表明中国援助有效提升了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同时期的西方援助对提升非洲国家的绩效合法性则无明显作用。中国援助项目可能通过推动受援国经济增长和提振民众发展信心两个渠道提升当地政府绩效合法性。作者揭示了中国援助如何在治国理政维度增强受援国的政府能力，进而推动受援国的自主发展，这与西方援助在帮助发展中国家独立发展上乏善可陈形成鲜明对比。这一发现是对中国援助的“新殖民主义”叙事的有力反驳。中国未来应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携手，积极参与并推动全球援助与国际发展合作体系改革。

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2022-04-15

【内容提要】伴随近年来海外投资大国地位的确立，中国海外投资的政治影响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关注的新议题。在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对中国外交产生了何种冲击至今仍缺乏系统性的经验证据。作者利用2005—2019年的全球样本实证研究了大国竞争背景下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外交影响及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伴随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增长，中国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外交分歧显著增加，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这一趋势更为明显。其中，中央国有企业海外投资的影响远大于地方国有企业；而且相较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对于外交关系的冲击尤为显著。一方面，国际经济权力对比的变化是中国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引致发达国家调整对华外交政策的重要经济根源，中国在科技领域的赶超以及由此带来的国际经济权力转移使原有的自由市场秩序开始让位于国家间的政治博弈；另一方面，政治体制差异以及中国国际政治影响力的提升同样助推了国有企业海外投资外交效应的产生。研究结论为全面评估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外交影响以及反思传统经济相互依赖与国家间冲突理论提供了启示。

多元一体：中东地区的弱链式联盟探析2022-02-24

【内容提要】传统的联盟研究多关注“同舟共济”型正式强联盟，忽视了“同床异梦”型非正式弱联盟。作者提出“弱链式联盟”的概念，是指主权国家或政治实体在非正式安全合作协议之上，通过议题联系将潜在的安全合作伙伴整合成复合多元的军事共同体，针对共同敌人建立松散的“主导国—代理人—次级代理人”链状安全合作结构。弱链式联盟具有安全合作的非正式性、“大联盟”与“小联盟”的联动性、双边与多边的复合性以及合作与斗争的二重性等特征。通过考察美国发起的“中东战略联盟”、俄罗斯主导的叙利亚问题“协调联盟”、土耳其组建的“亲穆斯林兄弟会联盟”、伊朗引领的“什叶派抵抗联盟”、沙特阿拉伯建立的“保守派联盟”和以色列推动的“温和联盟”六组中东地区弱链式联盟案例，作者发现：多极格局、多元身份与多重利益是弱链式联盟的生成条件；威胁塑造、宗教动员和分歧管控是弱链式联盟的管理手段；金字塔形、轴辐形和蜂窝形是弱链式联盟的主要类型。弱链式联盟对内合而治之,对外分而治之，将显性的联盟合作与隐性的秩序重构结合起来，形成了多元一体的次级体系。

经济方略与美元霸权的生成2022-02-24

【内容提要】经济方略是运用经济领域的政策工具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策略、方法和技巧，也是国家货币实力向国际货币权力转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经济方略在国际货币权力生成过程中的作用有待深入探究。经济方略由操作方式和政策工具两个维度构成，操作方式可区分为放任（无为而治）、激励（以利相诱）、协商（共商共谋）、保护（以邻为壑）、胁迫（以害相逼）和制裁（经济武器），政策工具涉及金融、贸易、能源、发展等领域的多种经济政策手段，包括贷款、援助、贸易优惠或壁垒、技术支持或限制、汇率政策等。货币实力、权力意愿、对外货币政策目标以及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方略是国际货币权力生成机制的四大构成要素，其中，实力、意愿和政策目标冲突性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国家对经济方略的选择。通过对美元霸权的演进过程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实力固然是美元霸权形成的基础要素，但美国政府灵活运用一种或多种经济方略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人民币国际货币权力形成的过程中，中国既要注重自身经济方略的选择，也要关注美国如何运用经济方略压制人民币国际货币权力上升。

民粹主义、国家监管空间与国际投资协定再谈判2022-02-24

【内容提要】国际投资协定签订的初衷和核心在于缔约国“自缚手脚”地失去一定的政策自主权以保护外国投资。近年来国际投资治理体系朝着适度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方向改革，但尚欠缺对背后驱动因素的系统性解释。作者关注民粹主义对国际投资政策的影响，认为民粹主义程度较高的政府因其“反精英”的意识形态核心具有扩大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倾向。通过对1986—2017年247个重新谈判（包括终止）的国际投资协定进行实证分析，在控制其他影响因素后，可以发现国际投资协定中国家监管空间的变化与其国内民粹主义程度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一结果在经过进一步删选样本、转换因变量和改变估计模型以及更换核心自变量的计算方式和衡量方式等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交互效应检验进一步证明，外商直接投资规模扩大、国家治理能力提升、国际投资仲裁经历与民粹主义倾向对于国际投资协定中扩大国家监管空间的影响存在替代效应，缔约国税收的增加则会加强民粹主义倾向的影响。通过补充国际投资规则扩大东道国监管空间的驱动因素以及民粹主义的政策影响这两支文献的研究内容，作者揭示了推动全球投资制度演变背后的政治环境，有助于更好地平衡投资者权利和国家政策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