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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鉴史而知兴替：“广场协议”的真实影响与教训2020-11-09

【内容提要】“广场协议”是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日经济关系绕不过去的一个重要历史事件，也是分析中美经贸关系经常触及的一个关键话题。尽管已有很多文献涉及，但仍需从更加广阔的视野和更为立体的角度加以深入研究，还原其真实历史，分析其中真正的影响与教训。35年后看“广场协议”，尤其要回答，当年日本为何积极主动配合美国实施日元升值计划，造成日本经济由盛而衰的众多原因中是否有美国因素，以及中美两国之间有无可能出现类似于“广场协议”的合作机制或妥协机制等问题。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是，特殊的美日关系是导致日本主动参与“广场协议”的主要原因；日本经济后来进入“失落的年代”的根源虽非出自“广场协议”，但美国因素也不能排除在因果逻辑之外；由于时代和国家意识不同，中美之间不大可能出现新的“广场协议”。

嵌套式机制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2021-01-25

【内容提要】跨界河流合作机制致力于协调流域内各国利益、化解彼此矛盾和促进合作善治，实现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对提升跨界河流的治理水平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合作机制互动的视角，作者提出的嵌套式机制同时满足了权力、制度、身份认同和外部因素四个条件，有利于提升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嵌套式机制是指由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将其功能嵌套在内的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组成的联动结构，主要包括议题桥接与结构桥接两个关键作用过程。前者涉及信息共享、协调磋商和议题塑造与整合路径的搭建，后者则指遵约规范和争端解决路径的塑造。通过分析保护多瑙河国际委员会、湄公河委员会和尼罗河流域倡议组织三个案例，可以看出由跨界河流合作机制与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组成的嵌套式机制的完整程度与跨界河流合作机制的有效性呈正相关。嵌套式机制揭示了区域一体化深度和广度对跨界河流合作机制有效性的影响，为理解区域政治经济共同体与具体的功能性组织之间的联系和互动提供了一种新的视角。

相互尊重与大国互动——基于俄欧与中俄在共同周边地区互动模式的比较研究2021-01-25

【内容提要】世界进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一个重要原因和具体体现是大国之间的地缘政治竞争再度趋于激烈，而构建以“相互尊重、互利共赢”为核心特征的新型大国关系是缓解这一态势的良方。鉴于大国在共同周边地区的互动构成大国互动的重要领域，通过考察俄罗斯和欧盟、俄罗斯与中国在各自共同周边地区的互动，可对大国在互动中恪守相互尊重原则的重要性予以说明。在东欧和高加索地区这一共同周边地区，俄罗斯与欧盟形成了蔑视—反抗的互动模式，这对双方关系和地区稳定均有严重的负面影响。2008年俄格战争与2014年乌克兰危机就是生动例证。而在中亚这一共同周边地区，中国与俄罗斯形成了尊重—合作的互动模式，该模式有助于中俄互利合作和中亚地区的整体稳定。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与“一带一盟”的对接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体现。大国在互动中维系和巩固尊重—合作模式相当困难，这要求双方对彼此身份和诉求保持高度敏感，并通过象征姿态和实际行动不断予以确认，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使既已形成的尊重—合作模式受到冲击，甚至可能滑向蔑视—反抗模式。鉴于大国之间的良性互动对于维系世界和平和稳定意义重大，促进它们在互动中相互尊重进而形成尊重—合作模式至关重要。

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一项研究议程2020-08-22

【内容提要】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国际政治经济学是时代的产物，其发展演进离不开国际社会所处的时代背景。在新的历史时代，中国已深度融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成为国际体系演进最重要的变量之一。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经济全球化和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持续深刻调整，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和发展拥有了新的现实基础。基于中国与世界的现实变化以及学界对国际关系“中国学派”的长期探讨，新时代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必须挖掘中国经验的理论价值，立足中国视角、中国理念和中国案例推动学术进步和学科发展，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丰富和发展做出中国贡献。在理论创新上，如何在中国迈向“强起来”的过程中处理好中美大国关系、如何在声势浩大的逆全球化潮流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开放、如何在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变革中重新定位国家与市场关系，都是当前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者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尤其是“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施，为中国学者思考守成国与崛起国关系、国家对外经济政策取向、国家与市场角色等基本问题，为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富的实践资源和动力源泉。总之，新时代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新起点，也为构建中国特色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提供了新机遇。

“ 一带一路” 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公共产品供求关系的视角2020-04-30

【内容提要】公共产品的供求关系为研究“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框架。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是影响“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构建的重要正向变量，中国与沿线发展中国家及其中小企业是其构建的微观主体。当“一带一路”倡议提供的器物型、制度型和观念型国际公共产品与价值链构建主体对公共产品的需求实现供求均衡，也就为全球价值链体系的扩展创造了必要条件。构建“一带一路”全球价值链将在提升包容性发展、收入分配公平性、区域间平衡发展和国际经济治理重构等方面创造重要价值。在现有全球价值链体系下，一些发达国家对“一带一路”建设持审慎甚至敌视态度并形成了错误认知和偏见，这可能成为影响价值链构建的负向变量。同时，一些参与现有全球价值链的沿线发展中国家也会面临价值链融入路径的选择。考虑到“一带一路”包容性全球价值链内涵的国际公共产品满足了全球化时代实现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发达国家也能弥补“一带一路” 建设中的角色缺位，不会成为“一带一路”价值链构建中的阻碍，将与发展中国家发挥各自互补优势，实现合作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