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首页 >> 按主题分类 >> 国际关系
按杂志分类
按主题分类
搜索结果：

理论理解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两种构建途径2018-03-30

【内容提要】近十年来，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建设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相继出现了“国际政治的关系理论”“道义现实主义”以及“共生国际体系”三种理论观点。这三种观点虽然都是中国学派理论构建实践的产物，但从理论生成过程来看体现出两种不同的途径：其一为思想途径，即从中国思想传统出发，强调中国人对世界的独特本体论认识。其二为思维途径，即从中国思维传统出发，强调中国人认识世界的独特方式。这两种途径对于中国学派的建设都起到了积极作用，也生成了各自的理论观点。但这两种途径也都有进一步发展的空间。思想途径在中国思想元素与现实国际关系的逻辑相关性以及所生成理论知识的逻辑完整性方面有待进一步加强。而思维途径虽然弥补了思想途径在这两方面的缺陷，但在认识论方面可进一步挖掘。今后中国学派的构建实践需要将思维途径与思想途径相结合，克服在认识论和本体论两方面存在的不足，以期在理论构建上实现更大的突破。

世界政治领导集团更迭与外交政策调整2018-03-30

【内容提要】他国对中国外交政策的突然调整，不仅会导致中国对外关系的波动，从而给中国的外交工作带来挑战，也可能导致中国海外投资环境的变化，并对中国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关于哪些因素导致了一国外交政策转向的问题，以往的定量研究多以其他国家与美国外交政策的相似程度及变化为分析对象，为中国外交提供的参考十分有限。作者立足于中国的实际需要，通过其他国家与中国在联合国大会投票的相似程度，衡量这些国家对中国的外交政策跟从，并利用回归及匹配的方法，对投票相似程度的绝对变化进行解释。整体上看，冷战结束后，各国外交政策变得更加灵活，其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可能性更大。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国领导集团的更迭是促成该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直接原因。领导集团更迭越剧烈，该国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越大。而这些国家的对华贸易则发挥了显著的稳定作用，对华外交政策调整的幅度随着对华贸易的增加而减小。

内战为何演化成代理人战争2018-03-30

【内容提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许多国家国内战争频发，且其中很多内战最终演化成代理人战争。但是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为何有些内战会步入代理化进程，有些并没有成为代理人战争？为了解决这个经验困惑，需要在对既有研究梳理的基础上，提出有效解释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的逻辑机制，抓住行为主体的动机与能力，从施动方的干预意愿及代理方的自主性两个自变量分析。从内战演化成代理人战争应同时满足两个发生学条件：一是外部施动方要具有强烈的干预意愿，把扶持内战中的代理方作为拓展自身利益的战略方式；二是内部代理方的行为自主性不足促使对外部支持的依赖性加强，把成为代理方作为换取这种支持的路径。从内战走向代理人战争正是施动方与代理方双向互动且高利益匹配度的产物，以上两个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内战代理化难以出现。经过对安哥拉内战的两个阶段（1975—1991年、1992—1994年）这一案例进行内部比较分析，验证了以上假设的适用性。

世界政治中国对外关系40年：回顾与展望2018-03-30

【内容提要】中国决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是一场大变革。中国之所以成功，得益于指导思想的转变、经济体制的转变和对外政策的转变。中国对外关系发展的重要经验是，始终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积极有为，发挥新型大国的建设性作用。如今，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仅是原有国际经济机制越来越重要的参与者，而且是新机制的倡议者和引领者，中国在世界市场开放、世界经济发展以及地区和国际事务中发挥的作用大大增强。未来的几十年，中国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新时代，是中国进一步发生深刻变化、取得更为辉煌成就的时期，其中对外关系的变化和成就会更为引人注目。中国现代化的路还很长，到实现中华民族复兴之梦，真正建成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还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其中，既有来自内部的挑战，也有来自外部的挑战。在对外关系方面，最严峻的挑战是如何发挥新型大国作用，在稳定和平的环境中推动新型国家关系与国际秩序的建设，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取得进步。

反思国际关系史的书写——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基准时间2018-03-15

【内容提要】基于对国际关系基准时间的“ 再问题化”，作者旨在分析目前西方正统的基准时间是如何被中国学者所接受以及在接受这套话语之前中国学者对国际关系史的理解是否还曾存在或使用其他基准时间。通过对近代中国国际关系史与国际关系理论著作中关于近代国际关系史的开端和转折点的叙述进行分析，作者发现：首先，在民国学人的观念中很少以欧洲三十年战争和《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作为近代国际关系的开端，这表明“威斯特伐利亚情结” 在中国的国际关系叙述中并非一直存在，而是一个历史建构的过程。其次，近代欧洲出现的一系列重大事件构成了近代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多元的国际关系基准时间，反映出近代中国学者所形成的现实主义、理想主义、民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等不同的国际政治史观。最后，作者所运用的基准时间视角和史学史方法有助于反思欧洲中心主义的国际关系史书写在近代中国是如何逐渐形成的，并为当代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建立以中国或非西方为本位的国际关系史叙述带来的有益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