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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国在中美经济竞争中的选择偏好研究2022-05-12

【内容提要】第三国如何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是影响中美战略竞争乃至国际秩序转型的关键因素，哪些因素促使第三国倾向于同中国或美国保持更紧密的经济关系因而成为值得关注的议题。第三国在选边过程中，除采用权力、相互依赖和威胁感知等相同标准比较中美并选择更“有利可图”的一方，还会考虑中美两国作为“先入者”和“后入者”同本国的经济连接方式存在显著差异的事实。换言之，第三国对中美经济的情感和期待存在明显差异，这将影响它们的选边倾向。从经济学的角度，可以把中美经济竞争看作第三国市场中“先入者—后入者”之间的争夺，第三国的选择偏好同它们对美国的忠诚感和对中国的获益感直接相关。这两个因素在中美经济权力对比发生变化背景下会强化第三国的态度转变，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上升，对美国有忠诚感的第三国比没有忠诚感的第三国更可能放弃美国，对中国有获益感的第三国比没有获益感的第三国会更积极选择中国。对16个国家18443名受访者的数据进行的定量检验显著支持这一结论。

第115届美国国会涉华提案行为模式研究2022-05-12

【内容提要】第115届美国国会打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惯例，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已然成为美国激进对华政策的“策源地”。这一转变突出表现为涉华提案上的剧烈转向，其根源可能来自两个机制：在个人层面，议员通过反华提案谋求政治影响力；在选区层面，议员则提出反华提案回应选区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浪潮。为检验这两个机制假设，作者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该届国会的提案行为模式：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测量议员的对华态度，再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量议员涉华决策影响力，最终使用决策树和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态度和影响力的机制路径和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议员个人属性层面，议员的个人意识形态越激进、资历越浅，其对华态度就越负面。第二，在选区属性层面，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人口比例越高和选区政党极化程度越高，其对华态度越负面。第三，议员的涉华决策影响力、意识形态激进程度与其领导力呈正相关关系。上述发现表明，较负面的涉华提案既是议员获得跨党派支持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手段，又是两党选区共同支持的议题。在2016年大选以来两党极化加剧和“保守福音派”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情况的变化可能是推动美国国会对华决策转变的根本原因。

战略竞争下的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安全关系研究2022-05-12

【内容提要】在战略竞争不断加剧的背景下，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安全关系日益成为影响地区和平稳定的重要因素，并实际上呈现为一种非对称的“浪漫三角”模式。作为三边关系理论的学术内核，互动模式与运行动力分别揭示出三边关系的外在形式和内在机制，共同反映了国际政治现实中三边关系的静态运转和动态变迁，因此成为三边关系研究中的核心议题和重点所在。通过分别阐释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关系在传统安全领域和非传统安全领域的互动模式与运行动力，可以发现当前三边框架内的中美关系更多表现为一种消极状态，两国竞相寻求与东盟加强安全合作，东盟则积极回应这种诉求并努力推动中美战略竞争保持在适度范围，谋求维持其在这组三边关系中的“枢纽”地位。鉴于“浪漫三角”模式的不稳定性以及一些国际政治现实因素的影响，未来中国—美国—东盟三边安全关系的发展存在着量变与质变均可能发生的不确定性。中国在这组三边关系中的“侧翼”地位处于一种虽非最优但属较优的状态，因此应当在积极引导中美安全竞争朝向良性轨道发展的同时，继续推进与东盟国家间的安全合作，争取处理和管控这组重要的三边关系。

政策自主性与美国退群外交2022-05-12

【内容提要】既有国际制度研究对作为霸权国的美国如何通过退群外交来修正国际制度没有给予深入研究。作者试图通过政策自主性理论来解释美国退群外交。政策自主性是指国家在某一特定国际制度中因其拥有的结构性地位而享有的依据自身意愿行事的自由度。结构性地位越高，则行事自由度越大，政策自主性越强。美国在国际制度中的政策自主性下降是决定其是否退群的根本原因，但是否以及何时退群还受到主体认知与自主性竞争进程的影响。当政策自主性下降时，美国将发出“威胁退出”的信号，单边主义政府的执政会加速美国退群，而多边主义政府的执政会促使美国不退群。同时，围绕呼吁和谈判的自主性竞争进程将影响美国退群过程。当呼吁失效时，美国将退群；当呼吁有效但谈判失败时，美国仍将退群；当美国呼吁有效且谈判成功时，美国将不退群。政策自主性解释框架综合了影响外交决策的结构性、主体性与进程性因素，能够较好地解释美国退群外交的根本原因和具体进程。政策自主性的理论与案例分析表明，无论是退群还是入群都只是美国政府的战略选项，进一步维持和增强政策自主性才是其外交根本目标。

数字化领域国际发展合作与中国路径研究2022-05-08

摘要：当前全球数字合作呈现三大趋势：一是数字化成为国际发展合作的重要领域；二是亚洲、非洲等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提出的数字化战略蕴藏着重要的发展机遇和数字合作需求，尤其是在基础设施、数字经济、新兴科技等领域；三是伴随着一些西方发达国家实施数字化对外援助战略，数字化正在成为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对外援助的新的国际角力场。全球加速数字化的同时，数字鸿沟在扩大，数字合作需求尤其表现在网络联通、数字化运用、全球数字治理、数字能力建设等方面。加强数字化领域的国际发展合作，将为中国扩大贸易和投资、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和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提供新动力。中国应加强相应研究和部署，从需求导向和能力建设出发，本着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合作理念，积极参与和推动数字合作，并加强数字合作风险评估和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