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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发展融资更能改善非洲的经济和生活条件2022-04-15

【内容提要】随着中国发展融资的快速增长和空间数据积累，围绕其影响的实证研究正在兴起。利用地理空间分析方法，可将中国对非洲31国基础设施和社会经济服务发展项目信息与“非洲晴雨表”第二轮、第五轮社会调查受访者信息相匹配，从而精细化探究相关项目如何影响居住在附近的非洲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个人生活条件变化的感受。研究显示，中国项目对居住在附近的非洲民众对国家经济状况和个人生活条件变化的感受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同一时期世界银行相关项目对居住在附近的非洲民众的相关感受则总体呈现显著负向效应或效应不显著。这一效果差异与中西方发展融资理念和方向不同有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民生援助”与“民主援助”模式的差异。进一步研究不同类别的项目对不同背景人群的影响可为完善发展融资政策提供启示。尽管经济基础设施与服务项目兴起被视为中国发展融资的重要特征，但医疗、教育等传统社会基础设施与服务项目同样会对当地民众感知国计民生的改善产生重要而积极的影响。未来落实在非发展融资合作时可进一步增强面向女性和农村群体的基础设施与社会经济服务，全面推动受援地的平衡发展与民生改善。

外国直接投资与发展中世界的国家能力——基于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的理论模型与经验证据2022-04-15

【内容提要】国家能力是指一国政府为达到预定目标而执行政策的能力。区别于多数既有研究基于外国直接投资数量维度的研究路径，作者从外国直接投资的结构维度出发，认为新投资者的加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新的外部选项和更为丰富的政策操作空间，使其可以利用议程设置权力和扩大广义赢集的方式实现自身偏好，从而提升本国国家能力。通过利用欧几里得式空间模型，基于赫芬达尔—赫希曼指数构造外资来源国多元化指数并采用发展中国家的跨国数据，上述观点得到了验证。最不发达国家的外资多元化对其国家能力产生正向边际效应的条件更苛刻，因为这些国家在面对外国投资者时议价能力较弱。中东和北非国家是例外，这可能与其丰富的石油资源有关。自然资源要素吸引了多元的外国投资者，但该地区部分“食利国家”并未将其投资于国家能力建设。考察外资来源国多元化程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能力的影响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家能力的来源提供了新解释，并为研究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内政治效应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避税动机、机制和规模:理论与证据2022-03-20

【内容提要】本文在企业避税理论框架基础上，利用中国上市公司2005-2018年对外直接投资金额数据与遗传匹配方法，检验了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跨境避税效果。研究结果表明：在避稅地的投资行为使企业规避了13.8%的企业所得税、11.7%的营业稅以及16.5%的增值税；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额每增加1单位，可分别减少0.166、0.119和0.138单位的国内税负。企业规模越大、税收征管力度越强以及融资约束越高，跨境避税也越多。机制研究则发现,跨国公司通过在高税区“高进低出”和支付无形资产费将利润转移到低税区，从而降低应缴的企业所得税；同时通过减少境内营业收入获得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实现“内销转出口”，进而减轻间接税的税收负担。本研究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中国对东南亚国家直接投资的政治效应2022-03-16

【内容提要】推进国际区域经济合作是改善全球治理的重要方式。高质量的国际区域经济合作不仅能使参与国从经济上受益，也对其社会发展和国家治理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区域经济合作产生的政治效应是国际政治经济学关注的理论问题。作者基于东南亚8个国家的微观调查数据，分析了来自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FDI）和其他经济社会因素如何影响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正面感知。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东道国民众关于中国在当地产生积极影响的感知受到中国在东道国FDI数量的非单调影响，只有FDI的数量保持在恰当范围内才能使东道国民众关于中国影响力的正面感知处于较高水平。此外，东道国民众对投资来源国的正面感知也与个人经历、教育水平等因素密切相关。由此可见，来自中国的FDI数量在一定范围内可以影响东道国民众对中国的正面感知，但并非越多越好；同时，在国际经济合作中需要关注东道国的民生福祉及其民众的真实获得感，获得感是反映合作质量的重要维度。只有多管齐下、全面深化合作，才能不断推动区域经济合作的高质量发展。

资本充裕度与国际投资体制的演变2022-03-16

【内容提要】一国的资本充裕度对该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立场起到决定性作用。当前中国对外投资和吸引外资的规模较大，但国际投资体制建设相对滞后。为完善国际投资体制建设，需要估计中国的资本充裕度、理解资本充裕度影响对外政策的逻辑。根据不同国家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定位，可以将其大致划分为四种类型：资本匮乏国、资本增加国、资本充裕国和资本减损国。通常来说，资本匮乏国常处于非自愿开放的状态，资本增加国倾向于扩大本国的开放，资本充裕国的主要诉求是对等开放，资本减损国则再次降低本国开放度。作者通过国别案例验证了这一观点：拉美国家资本匮乏，同时难以维护本国利益，开放的自愿程度不高；19世纪中后期的美国和20世纪后期的中国则处于资本增加阶段，尽可能地开放本国市场；20世纪的美国是资本充裕国推动对等开放的最典型例子；19世纪中后期的英国出现资本减损，呈现保护主义倾向。这一新的分类方法能够更好地解释当前中国在国际投资体制中的定位，推导出中国优先的政策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