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
薛 澜（清华大学苏世民书院、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公共管理学院）
赵 静（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产业发展与环境治理研究中心）
摘 要：当人工智能为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增添了新的不确定性时，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便走到了一个历史关口。通用大模型商业应用引发各界对人工智能全球性议题的关注以及对相关发展红利和潜在风险的广泛讨论，在地缘政治环境日益复杂的背景下，人工智能发展也被赋予国家间竞争的涵义。人工智能国际治理不能被简单视为普通的新兴技术全球治理，其具有的复合技术特性和多重议题属性亟须关注。人工智能的技术特性和议题属性带来了国际治理难点：各国均不具有实践经验与主导能力，国内议题与全球议题的传导性加强，新旧技术治理范式间存在摩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实践也在“利益相关方治理”的基础上，增加了“主权国家战略博弈”的内涵，并呈现出各方主体“治理敏捷性”的实践特色与治理趋势。为构建具有包容性的人工智能国际治理机制，本文提出原则先行、分类敏捷、中间连接以及技术自治等治理思路，以启发国际社会各方参与主体的思考与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