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国际经贸关系与经济制裁实践中，关税传统上体现为对最终品设置贸易壁垒，旨在限制目标国出口并增加其经济成本。2018年以来，美国对中国加征的新型关税在形式上针对中间品贸易、在目的上企图使中国从全球价值链中脱嵌，体现出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的特征。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在不同产业之间的烈度存在较大差异，如中美医药产业之间的向后连接体现出较强韧性，信息技术产业却遭受了重大冲击，这种差异辐射到了整个中美经贸格局中。通过挖掘逐利行为体企业和逐权行为体国家的相互关系，作者尝试构筑以常驻美国企业为核心的国内政治解释框架：常驻美国企业借助其在美国国内的两种结构性权力以对抗和制约美国政府将经济关系武器化的行为，即企业在美国政府决策结构中的参与性权力及其在政治议程结构中的议价性权力。在“铁锈带”以外的非战略产业中，企业若能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中的一种，便能够降低价值链网络化制裁烈度并减轻其对中美经贸格局的负面滞后效应。而在“铁锈带”之外的战略产业中，企业必须同时掌握两种结构性权力，才能有效缓解价值链网络化制裁并推进中美中间品贸易的发展。
【关键词】价值链网络化制裁；企业结构性权力；中间品贸易；中美经贸摩擦；大国战略竞争
【作者简介】吴限，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雅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