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改制与建制这两种国际制度竞争的基本策略间存在关联性。既有研究或将建制等“退出”实践视作改制“呼吁”失败的后果，或将建制能力作为威胁“退出”的支撑，视作改制“呼吁”成功的前提，这都难以解释时常出现的二者并行的“两手策略”。基于赫希曼“退出—呼吁”思想的博弈模型推演，改制成功以及建制推动改制需要存在一定的谈判空间，而谈判空间则由求变方与守成方的外部选项以及改制本身的成本三者共同决定。区别于其他“退出”选项，成功的建制能带来额外收益，从而改变上述条件间的平衡。当守成国对求变国合作的依赖程度较低或者改制本身成本过高时，建制选择作为“退出”威胁本身或许可信，但未必能有效地支持改制。守成国对改制的要求将努力予以抵制和拖延，对“退出”的态度则有不确定性。从求变方的角度看，改制受阻固然是建制的重要背景，但更重要的是新制度能否带来净收益，这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选择。建制不一定意味着放弃改制谈判，相反在谈判空间依旧存在时，新制度也可能改变外部选项间的平衡，克服改制成本的约束，并作为讨价还价中的内部选项来推动改制谈判。这是出现“两手策略”的基本原因。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中美在国际金融领域的制度竞争就展示了上述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