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第115届美国国会打破了中美建交以来的惯例，在中美战略竞争背景下已然成为美国激进对华政策的“策源地”。这一转变突出表现为涉华提案上的剧烈转向，其根源可能来自两个机制：在个人层面，议员通过反华提案谋求政治影响力；在选区层面，议员则提出反华提案回应选区日益上升的民粹主义浪潮。为检验这两个机制假设，作者通过定量方法分析该届国会的提案行为模式：首先使用层次分析法测量议员的对华态度，再用社会网络分析法测量议员涉华决策影响力，最终使用决策树和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态度和影响力的机制路径和关键因素。研究发现：第一，在议员个人属性层面，议员的个人意识形态越激进、资历越浅，其对华态度就越负面。第二，在选区属性层面，盎格鲁—撒克逊白人人口比例越高和选区政党极化程度越高，其对华态度越负面。第三，议员的涉华决策影响力、意识形态激进程度与其领导力呈正相关关系。上述发现表明，较负面的涉华提案既是议员获得跨党派支持以提升自身影响力的手段，又是两党选区共同支持的议题。在2016年大选以来两党极化加剧和“保守福音派”崛起的背景下，美国国内情况的变化可能是推动美国国会对华决策转变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