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作为战略竞争的“话语武器”，外交叙事基于场景设置、因果关系、角色扮演与情节演变四要素组合，直接影响大战略的制定与实施效力。在学理上，既有国际关系文献存在工具性话语分析、沟通行动理论以及后结构主义三大路径，分别指涉话语强制、共识沟通与身份认同。合理的战略叙事有助于降低战略成本、推进安全化框定和提升战略说服能力。长期以来，美国战略叙事推进霸权利益，削弱对手合法性；对内教育说服公众，对外维持战略声誉；维持本体性安全，强化敌意螺旋。冷战期间，美苏两强将彼此定位成意识形态上的“他者”。古巴导弹危机后，美苏战略竞争缓和，双方以共识沟通与话语强制维持两极秩序。冷战后，面对中国的快速发展，美国进一步调整战略叙事。在战略竞争初期，中美叙事以共识沟通为核心，双方构建了“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与“新型大国关系”等共识性倡议；2008年后中美矛盾凸显，美国对华采取先发制人的话语胁迫。随着特朗普政府挑起中美经贸摩擦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危机冲击，中美叙事的情绪对立增加。从冷战到“新冷战”，叙事竞争存在多元剧本。相似的竞争却有不同的剧本，悲剧叙事结构可能转向喜剧、浪漫剧或讽刺剧。重塑中美叙事剧本需要把握时机提出新倡议，努力将双边关系框定到“建设性合作、稳定性竞争”的话语上来。